“我對雷伯實在不怎麼了解，”塔拉斯說，同時越來越感到坐立不安。

他來到紐約已有一個星期，以某基金會主席的身份會見了魏茨曼。這個基金會是最近在東南亞發揮了重大作用的幾個基金會之一。

一九七七年夏天，喬治·塔拉斯逐漸組成了他的國際法專家班子。組織工作是在絕對保密的情況下進行的。他仍以基金會作掩護，在麥迪遜大街租下了辦公室，聘請了三十位專家。這些專家中只有三個人知道研究的最終課題：創立一個新國家。

在雷伯的要求下，他勉強剋制對熱帶氣候的恐懼心理，重訪了亞馬遜尼亞。他坐飛機從亞馬遜河、內格羅河和布蘭科河上空經過途中心不在焉地聽著索別斯基介紹他的最新工程，一座規模足可與加拿大魁北克詹姆斯灣水電站媲美的大型水電站。塔拉斯對技術問題毫無興趣，他在這方面的能耐的極限就是換電燈泡。不過，索別所基公司的律師面臨的困難卻引起了他的注意。巴西有一條法律：禁止任何外國公司在其邊境地區佔有能源。巴西國家安全委員會盡量利用著這件法寶。不僅如此，擬議中的這座超大功率水電站（發電數百萬千瓦不在話下），是對國營巴西電力公司的壟斷地位的挑戰。雖說克立姆羅德在巴西利亞有層層關係網，這項工程還是在那裡引起軒然大波。即使仍有達成某種協議的可能，塔拉斯卻在這類令人頭痛的事情上看出一些兆頭，雷伯早晚要與迄今為止尚未插手的巴西政府正面衝突。

因此，對塔拉斯和他的班子來說，時間越來越緊迫了。促使伊萊亞斯·魏茨曼說話，也是塔拉斯準備材料工作的一個組成部分。魏茨曼夫婦正以驚天地泣鬼神的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