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沼澤地在陽光下會象真的一樣忽閃忽閃。這是英軍指揮官赫布·託立弗的主意。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善找樂子的託立弗曾在利比亞用無數輛木頭和硬紙做的坦克使隆美爾的軍隊上過當。

這一切都是在跑道路面上用著色方式完成的，真是妙不可言。由於事先考慮周到，結果很令人滿意，只有飛行員們例外，他們一直抱怨不知該把飛機住哪兒停。達席爾瓦不得不設定在大白天也能發出彩色閃光的成排照明燈，並由那些在能見度為零的情況下也能指揮飛機降落的專家管理隱蔽在附近一座懸崖（當然是假的）樹叢裡的指揮塔。

反正最主要的是：除非親自到實地去，在那些建築物之間打上幾個轉，否則你怎麼也猜想不到，平時有—千四百多人在那裡生活、工作。

達席爾瓦把剛才那張地圖透過滑槽掀開去，接著出現的是另一張，比例為一比二百萬。

“這是庫魯皮拉山，”他說。“卡特里馬尼河在它南面，這兒是穆卡雅依河。右邊是阿皮奧的水面。讓·科爾切斯科曾在這一帶工作過。”他用一支軟黑鉛筆在熱塑材料製成的地圖表面上畫了個圈。“我考慮過利用離這兒不過七十公里的K17路段。但築路工積將是非常艱鉅的。首先，這一帶的地形崎嘔不平，那裡是帕裡馬山脈的丘陵地帶，它最高的幾座山峰可達一千四五百米。”

他不停地說著，雷伯看著他。同往常一樣，達席爾瓦有一種不舒服的感覺，似乎在他開口之前，雷伯已知道他要說些什麼。特拉雅諾·達席爾瓦是巴西人，十六年前，即一九五三年，里約熱內盧的律師若熱·索克拉特斯把他羅織了去。當時，達席爾瓦只不過是一個土地丈量員，對於自己取得這樣的資格已經十分滿意。事情發展得很快。他被送往瑞士蘇黎世的一所理工科大學深造（愛因斯坦曾在那兒親自任教），一切費用都有人代付，而且極其大方。以後，由於某個蘇必斯一力促成，他在馬賽生活了兩年，在一家最負盛名的公共建築公司帶薪受訓。接著，他又在古巴、香港機場和英國工作過。直到那個時候，他才進入王的工作班子。

達席爾瓦和其他人一樣稱呼雷伯的名字。他對雷伯的尊敬近乎祟拜，可以說五體投地，同時包含著一種有點兒不好意思、然而毫不動搖的友情。

“很好，”雷伯說。“你認為這條路怎麼修最合式，就怎麼幹。跟讓·科斯切斯科一起商量。他作了大量的研究，可以補充你的不足。好，特拉雅諾，現在請談談港口的情況。你進行得怎麼樣了？”

雷伯說的是葡萄牙語，不時夾進幾句西班牙語、英語或法語，要看他說話的物件是誰，對方懂哪一種或哪幾種語言而定。

達席爾瓦展示了另外幾張地圖，繪製這些地圖的人員有從各處羅致來的第一流的專家，他們來自芝加哥的蘭德與麥克納利公司、東京的帝國書院出版社、斯德哥爾摩的厄瑟爾特地圖社、斯圖加特的蒙達多利—麥克納利公司和聖保羅大學地理系。

開始有了眉目的港口設在內格羅河邊，位於阿拉薩河口西北大約三十公里處。這是總規劃中的第三個專案，另外兩個港口設施，即使還沒有完全設計好，至少已有大致的輪廓了：一個也是在內格羅河邊，位於烏巴爾多·羅沙的出生地莫臘以南約一百公里處；另一個在亞馬遜河主流岸上，位於馬瑙斯以下近依塔皮蘭加處。達席爾瓦儘可能精確、扼要、迅速地作了彙報。

他正打算就卡拉卡拉伊的基地（這是最北面的一個，在布蘭科河上）補充若干細節”

雷伯搖搖頭，笑道：“謝謝你，特拉雅諾。我最近剛剛去過那兒。你什麼時候去里約熱內盧？”

“不忙，”達席爾瓦也笑著回答。

六個月前，他妻子帶著兩個孩子從里約熱內盧附近的尼泰羅伊來到這兒，他們的孩子目前已在去年剛建成的學校裡唸書。所以達席爾瓦並不思念里約熱內盧，何況這裡的工作又忙。

這時大概是早晨八點鐘。隨後的兩個小時裡，雷伯聽了兩位農學家恩裡克·埃斯卡蘭特和黃森的彙報。這兩人是這樣分工的，委內瑞拉人恩裡克負責水果、可可、三葉橡膠和帕拉果的栽培，而法籍柬埔寨人黃森則主管水稻種植和牲畜飼養。

黃森是在磅湛省出生的高棉人，象特拉雅諾·達席爾瓦一樣，也是依靠由喬治·塔拉斯任主席的基金會提供獎學金培養起來的一名工程師。他和埃斯卡蘭特一起曾在馬來西亞和菲律賓為三家由韓某開辦的公司工作。他從菲律賓帶回來一種長粒稻穀IR22，照他的意見，這一品種很容易適應亞馬遜尼亞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