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尼亞茲看得出雷伯沒有放棄鑽研法律。

直到此時，他才注意到一個綠色的資料夾醒目地放在桌子上許多電話機旁邊。資料夾上有他熟悉的字樣：“絕密。面交收件人”。

另外還有他不那麼熟悉的字樣：D。J。S。是不是大衛·詹姆斯·塞梯尼亞茲的姓名縮寫？他一邊在電話裡要秘書把所有的約會改期（時間另行通知），一邊伸手去拿那個綠色的資料夾。

但他終於沒有把它拿過來。他結束通話電話，走到第二把椅子那兒坐下，揀了一本索爾·貝婁（注：美國作家，父母為俄籍猶太移民，1977年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書看起來。幾分鐘之後，他聽見前門開啟和關閉的聲音，還聽見有人說話，然後，雷伯高高的身影悄沒聲兒地出現在門口。

“對不起，我來晚了，大衛。我想從曼哈頓走回來，但是我把自己步行的速度估計錯了。你應該把資料夾開啟來。”

他這話的意思很清楚，既然我把它留下來，那顯然是給你看的。否則我就犯了個錯誤。可誰能想象雷伯·克立姆羅德會犯錯誤？塞梯尼亞茲又一次感到不快。

“請原諒，大衛。我有時候使你覺得為難。請不要生我的氣。”

他走進屋裡坐了下來，仍然是他習慣的一種姿態：雙手插在上衣兜裡，兩腿伸直，下巴抵在胸前，眼神迷離恍惚，他和藹地說：“現在你願不願意看一看資料夾？”

塞梯尼亞茲放下貝婁的書，走到桌旁。資料夾內只有一頁打字的檔案。上面寫著：“塞梯尼亞茲，大衛·詹姆斯，一九二三年九月二日生於紐約州紐約市。詳見前卷。自一九六六年一月一日至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這段時期內沒有什麼可報告的，按照命令，一切監視將於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零點開始停止。”簽字只有一個字母J。

“傑思羅，”雷伯說。“想必迪耶戈把有關他的情況告訴了塔拉斯，想必塔拉斯又告訴了你。不言而喻關於我手下一些人的情況的檔案是他派人給你送去的。他還將繼續這樣做。”

“我被監視起來有多久了？”

“一九五○年一月一日零點開始。（注：此處有些疑問，前文提到雷伯是一九五○年七月才到的紐約，八月才開始的創業，不太可能從一月起監視塞梯尼亞茲。）不過，想必你已經覺察到這一點。”

“他發現我幹了什麼？”

“什麼也沒發現，這使他非常失望。重要的什麼也沒有。傑思羅深信，任何一個自由人都是罪犯，只是沒有被查出來。可是你和塔拉斯大大地動搖了他這個基本信念。”塞梯尼亞茲想到塔拉斯也和他一樣，多少感到一點安慰。

“塔拉斯也一樣，”雷伯說。他那種能猜透別人心思的本領實在令人惱火。

“對他的監視也解除了？”

“是的。”

雷伯舉手阻止對方開口。

“大衛，我知道你想問：我什麼時候讓傑思羅停止監視喬治·塔拉斯的？對這個問題我將不予回答，請你別問。究競我是先表示信得過喬治，後表示信得過你呢，還是相反，知道這一點並不重要。反正你知道現在的狀況就行了。既然你已知道我派人監視了你十七年，你一定會問：為什麼現在我要撤銷命令？我只能回答：我不知道。大概是到了一個人不能不完全信任另一個人的時候。”

“你使我覺得很不痛快，”塞梯尼亞茲說。

“因為我這種自問自答的做法？我知道。我情不自禁。”

他笑了起來。

“不妨說，我有時候情不自禁。”但是他很快就止笑斂容，眼睛又朦朦朧朧地地望著塞梯尼亞茲。

“二十二年又一百五十四天之前，大衛。記得嗎？”

“記得。”

“對於那一天的記憶是不是一清二楚？”

“當然比不上你的記憶。”

那雙灰眼睛顏色似乎變深了些，目光呆滯，就像著了什麼魔進入被催眠狀態。

“Mon　Dieu，mon　Dieu，La　vis　est　La，Simple　et

tranq…uille（我的上帝，我的上帝。生命在那裡，單純而寧靜）大衛，下面的你還記得嗎？”

塞梯尼亞茲覺得自己在軟化。漸漸地，他讓感情佔了上風。

“Cette　paisible　rameur…la　vient　de　la　ville！（那和平的隱隱噪聲來自市鎮）”

“對，大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