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一批造紙廠。此人的蹤跡常常和其他一些王臣的蹤跡相交：在中國和印度支那與韓某相交叉，在法國和中東與蘇必斯和沙哈則相交叉，在委內瑞拉與桑塔納相交，在非洲與考特相交，在斯堪的納維亞與高茲契尼亞克相交。但是這個人一直深藏不露。只是由於弗朗西斯科·桑塔納偶然提到了那八百萬棵樹，塞梯尼亞茲才得以在一個包括三萬五千多個名字的系統內發現這一個名字，海梅·羅查斯。

他覺得自己好象無意中撞上了什麼龐然大物。

一九六五年的夏天過去了，克立姆羅德一直沒有露過面。秋天和冬天也一樣。據塞梯尼亞茲所知，雷伯在一九六六年來過紐約三次。那年出現了許多新公司，塞梯尼亞茲所記錄的數目超過了一千五百家。幾乎每天都有一名黑狗送來一份新的案卷，在這個時期，塞梯尼亞茲的組織能力受到了真正的考驗。他不能去度假，還不得不增加人手。儘管計算機用得比以前多，辦公室的面積仍然越來越嫌小，他甚至考慮搬到別處去。但是雷伯不同意。

“這沒有必要，大衛。我們剛剛越過浪峰。今後的情況將趨於平穩。”

因為工作忙，塞梯尼亞茲每天辦公將近十五小時，再也沒有時間去考慮海梅·羅查斯。事實上，近來任何地方都沒有出現過這個阿根廷人的名字，好象他已不再為克立姆羅德工作。歸根結蒂，可能這就是謎底。

塞梯尼亞茲後來說：“當時我產生了雷伯所有的副手通常產生的那種想法。我在心裡對自己說：‘如果他要我知道這件事的話，他自己會’所以我什麼也沒說。

“此後，到一九六七年十月，事情發生了。”

塞梯尼亞茲接到通知，要他到布魯克林某高階住宅區的亨特巷會面。那是一座典雅的褐色沙石建築，造於十九世紀，開窗望得見曼哈領壯觀的畫面。“找艾利·丹儂。”這個姓氏聽上去象是愛爾蘭人，而“艾利”這名字男女都適用。

亨特巷是一條林萌道，艾利·丹儂原來是個年輕女人，高高的個子，棕色的頭髮，漂亮極啦。看得出她是個畫家。塞梯尼亞茲到達時，見她手裡拿著畫筆，身穿一件罩衫，上面濺得五顏六色的，倒也好看。她迎上前來，盈盈含笑接待了塞梯尼亞茲。

“他出去了，不過馬上就回來，”她說。“他請你原諒並且少候。你是不是願意當天使，願意不？”

“天使？”

她扭擺著臀部走在前面，把客人引進一間挺可愛的工作室。架子上一幅油畫畫的是些圓圈和粗線條，從中可以看出一張小孩面孔的輪廓。

“我需要一位天使，把他畫在正中間兒。但你的頭髮是紅色的，沒聽說過有紅頭髮的天使。”

“我不是紅頭髮，”塞梯尼亞茲悻悻地說。“那是一種金褐色。”

“這個說法可以商榷。不管它是什麼顏色，反正你喜歡上好的咖啡、煎得很嫩的牛排、芹菜末炒蘑菇、摜奶油拌草莓和勃良第葡萄酒。我們訂了幾箱‘瑤池’。他說你愛喝這種酒。午餐將在一個半小時後準備好。請坐，隨便一些吧。他告訴我說，你很講究禮儀。如果你想打電話或者洗淋浴，請自便。我要去畫完我的天使。其實你還真有點兒象天使”

她嫣然一笑，笑得很甜。同樣的局面出現了：大衛·塞梯尼亞茲再一次發現自己面對著一個人，卻弄不清楚這個人與雷伯是怎樣一種關係。這個女人提到雷伯時並不叫他的名氣卻稱“他”；還說“我們訂了”，這意味著他們之間有某種親密的關係。“可是我甚至還不知道雷伯在她面前用的是什麼名字？”塞梯尼亞茲思忖道。“我只知道他們要我在這兒吃午飯，一切都已經為我準備好了，甚至還有‘瑤池’，這的確是我的愛好之一，而那個傢伙還真記住了！”

“我的確要打個電話，”他說。“取消另外一個約會。”

“登上一段樓梯便是書房。他說你可能要用電話，我又你們準備了滿滿一缸馬丁尼酒，完全按你們的口味調的。”塞梯尼亞茲上樓去，見一個白色的房間，裡面幾乎沒有什麼傢俱，電話卻有八臺之多，此外便是一張桌子、兩把椅子和幾十本書，包括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和義大利文。這裡也有艾薩克·巴什維斯·辛格的一本依地文原著（注：艾薩克·巴什維斯·辛格，美籍猶太人，1978年獲諾貝爾文學獎。），再就是一些法學著作，其中有兩卷傑拉爾德·菲茨莫里斯爵士的《國際法概論》、幾卷《吉爾曼國際法手冊》和《國際貿易法雜誌》，還有早年在哈佛的那些日子裡喬治·塔拉斯曾要他下許多功夫啃過的一些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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