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那些抑制經濟增長的衝突或者對抗力量的時候才是必需的。

儘管存在這些差異，民主—中央集權制和公司自由主義在努力為工業社會構建一種更高水平的秩序方面還是一致的。兩種方法倡導的改革所追求的目標都是強化全國性的制度，它們結合在一起就引起了所謂的進步主義運動，這個運動使得它們兩者都支援政府更多地干預經濟，尤其是支援對經濟進行管制。進步主義的這兩個主要分支共同推動了聯邦鐵路管制的發展，使得《克萊頓反托拉斯法》得以透過（1914），建立了聯邦儲備體系（1913）。這兩個分支，或者新自由主義也共同塑造了美國的國防方針。儘管美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目的可能是保護美國人在歐洲的經濟利益，但在伍德羅·威爾遜和他最狂熱的支持者眼裡，美國參戰也是“民主—中央集權”的體現——表明了代表整個工業化世界的民主現代國家的一次集體動員。

但是，民主—中央集權制和自由資本主義在稅收計劃方面達成一致的過程要緩慢得多；直到20世紀20年代二者才結合到一起。結果是，聯邦所得稅的改革進展緩慢，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給民主—中央集權制提供了一個佔上風的機會。早期的民主黨領導人主要關注關稅改革，而且與共和黨人相比，民主黨更偏向於小政府，在開徵新稅種方面也很保守，即使新稅種比關稅更為公平。共和黨領導人更偏向於繼續依靠關稅或者是採用全國銷售稅。但是，對所得稅的普遍支援逐漸增長，來自兩黨的國會領導人最終在1909年聯合起來，希望各州討論第十六修正案。到1913年各州才批准了這一修正案，其中1912年的總統選舉在關鍵時期起到了推動作用，在選舉期間，公眾普遍支援出臺反對壟斷權力的聯邦政策，政府熱情空前高漲。

19世紀的背景（3）

儘管公眾越來越支援徵收所得稅，但在威爾遜當選總統後並沒有在所得稅方面採取多少措施。政府內部基本上沒有人相信該種稅收將成為主要的、支配性的財政收入來源。即使是所得稅的支持者也不能確定所得稅將發揮多大的作用。1913年的《安德伍德關稅法》（Underwood　Tariff　Act）對個人和公司收入都設定了1％的“名義”所得稅稅率，而且把美國所有的中產階級都排除在所得稅應納稅人員之外。其間，關稅仍然是財政收入的主要源泉——而且由於威爾遜政府削減了稅率從而使關稅成為更重要的一個源泉。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冠以“進步主義”之名的各種改革運動使得美國所有級別的政府都擴大了它們的財政範圍。在聯邦一級，增長最大的一項是陸軍和海軍的預算；擴大管制行為方面的財政支出是非常有限的。但是，最顯著的財政變化發生在地方一級政府。在20世紀頭10年，城市化程序加速了，大城市的基礎設施投資增加了：運輸系統、供水系統、排水系統、公園、學校、醫院等。州政府也面臨著開闢新的財政來源的要求。從20世紀的頭10年開始，州政府加強了對各州經濟的管制，尤其是對工作條件的管制，擴大了各州的社會投資。州政府在高等教育方面增加投資，開始幫助學校和公路建設籌資。

州和地方政府逐漸加大的財政壓力促使它們對普通財產稅這一多數州的財政收入體系的核心進行改革。它們並沒拋棄財產稅這一稅收工具，而試圖使之更為有效地應用於對不動產的資本化中，這些不動產產生於19世紀80年代，並在20世紀頭20年中迅速增長。為了使財產估價過程更為有效，政府逐漸放棄了普通財產稅的觀念。一方面，某些財產類別——特別是個人財產或者無形財產——被排除在徵稅範圍之外。另一方面，根據估價的難度對財產進行了分類，並確定了不同的稅率。許多州還積極改進了估價程式。許多州試圖使不動產的價值評估更為一致。各州通常都成立了稅收委員會和平等委員會，這些委員會由稅收專家組成，賦予它們超越當地估價程式的權力，委員會可以任命估價員，政府責令委員會確保以不動產的市場價值對其進行統一的估價。同時，大多數州政府開始了稅收來源多元化的運動。換言之，就是自己開始取消財產稅這一稅種。它們之所以要這樣做，是因為那些總是控制著估價過程的地方政府低估了財產價值，減少了州政府的稅收收入。稅收來源多元化運動在20世紀20年代收到了明顯的效果。

第一次危機：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1916—1921）

在收入再分配政治學這一背景下，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資金需求導致了另一種稅收體制的產生。這一新的稅收體系是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