擊特權、壟斷權力和公眾的墮落。民主黨人攻擊關稅是“托拉斯之母”，也是共和黨向大公司提供補貼計劃的主要動力，這使得民主黨在農民、南方人、中產階級消費者和小企業主之中得到了更廣泛的支援。因此，從整個國家來看，兩個相互競爭的政黨之間的尖銳衝突主要就是對關稅和普通稅收存在意識形態上的差異。這些差異塑造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為止的稅收政策。共和黨內部在稅收問題上也出現了兩極分化。共和黨激化了階級衝突，而且把稅收問題推到了政治的中心位置上，並一直持續了近一個世紀。

一直以財產稅作為傳統稅種的州和地方稅收在19世紀後半葉也出現了動盪。由於美國內戰之前的商業擴充套件和工業革命聚集了一定的力量，傑克遜主義的改革者試圖將財產稅擴大到所有財富形式上；在大多數州，他們建立了一個一般性的財產稅體系，不僅包含了不動產，也涉及“無形的”財產。大多數州都在州憲法中新增了具有廣泛性（即要求所有財產——不動產、個人財產、有形財產和無形財產——都要納稅）和同一性（等值財產以相同稅率納稅）的稅收規則。

但是在美國內戰結束到1900年之間，經濟結構發生了巨大的改變。顯然，一般的財產稅已不能兌現對所有財富以相同稅率徵稅的平等主義承諾。一方面，現有的行政結構常常嚴重依賴自我估價，無力釋出和決定現金、貸款、支票、股票、債券和抵押品的價值，在大城市尤其如此。另一方面，在19世紀末的經濟危機期間和美國內戰以來長期的物價下降中，估價程式對價格水平的變動反應不敏感，這意味著財產稅的負擔越來越重，對農民和小企業主尤其如此。他們成為了20世紀新的財產稅改革運動的主要力量。　。　想看書來

19世紀的背景（2）

直到1917年的進步主義的政策措施

20世紀前20年的稅收改革是整個20世紀公共政策最重要的開端。在聯邦層次上，憲法第十六修正案的透過以及聯邦所得稅的實施建立了現代財政收入體系的基礎。由於所得稅被證明是一種具有高彈性的收入來源，它最初的採用是與社會公正的研究緊密聯絡在一起的。所得稅的採用主要是受“民主—中央集權制”（democratic　statism）——一種運用國家權力工具促進民主的社會秩序的思想——的推動，其目標是運用聯邦政府的徵稅權力重構收入和財富的分配。

這種再分配意義上的民主—中央集權制是一個重要主題，它把聯邦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採用的許多政策措施結合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民主—中央集權制是一種“新自由主義”，是19世紀的古典自由主義和憎恨壟斷、反感商業的早期共和主義國家傳統的重新結合。民主—中央集權制的倡導者將這種觀念本身視為美國革命理想在新工業社會條件下的反應。透過提供擁有豐富機會的社會秩序來促進個人解放的戰略仍然繼續，但在戰術上有所改變。對民主—中央集權制的倡導者來說，國家是一個必要的工具和同盟，是有益無害的。

“民主—中央集權制”之所以肇始於20世紀初，不僅因為其以美國革命的意識形態傳統為基礎，而且也是19世紀80年代中期可怕的蕭條的結果。蕭條的嚴重性和長期性打擊了重建國家收入體系的普遍熱情。經濟上的困境刺激了平民主義者以及亨利·喬治的“單一稅”的支持者發起一場運動，希望透過稅收措施來實現社會公正。運動的焦點漸漸集中於累進的所得稅，並促使在1894年的《威爾遜戈爾曼關稅法》（Wilson　Gorman　Tarriff　Act）中實行了一種適度的聯邦所得稅。所得稅運動發起者的核心觀點是，以迴歸美國革命的理想為基礎，稅收應該根據“能者多付”原則來重新分配財政負擔，而且要有助於恢復經濟權力的集中化。累進所得稅運動真正激進的地方在於以對最富有的人和公司進後徵稅為目標建立整個稅收體系。所得稅運動的支持者認為，稅收不應該涉及普通人的工資和薪金，而是要對不勞而獲的利潤和壟斷權力發起攻擊。這些曾被剝奪的人現在變成了剝奪者。

但是，有一種保守的觀點與控制美國改革的民主—中央集權主義展開了競爭，持這種觀點的人是被稱為“進步的資本主義者”或者“公司自由主義者”的歷史學家。這些改革者強調政府對公司的鼓勵以及個人與公司之間的善行。但與民主—中央集權觀點相反，“進步的資本主義者”或者“公司自由主義者”頌揚的是現代公司的效率，他們的目標是加強投資體系。對他們而言，政府對市場的管制只有在解決和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