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糧食倉庫以防旱災，並且允許政府透過它的存量政策來控制價格。該法案還要求對特殊農作物進行支援，並且提供農產品播種面積分配製和銷售配額作為該政策的手段。

AAA和後續的計劃，並沒能有效地減輕農業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的蕭條情況。然而，它們確實構建了二戰後農業扶持政策的框架。政府試圖透過降低農產品產量來提高農產品價格，但是對土地面積的限制提高了畝產量。政府在嘗試著限制農產品向市場流動的過程中累積了盈餘。

第二次新政（1）

20世紀30年代的復興有著雙重的作用。用收入增長來衡量，政策效果給人十分深刻的印象。從1933年到1937年，GNP增長了1/3。但是用失業率的降低來衡量，這是一次毫無活力的經濟復甦。整個20世紀30年代，失業率仍然高於10％。即使是將受僱於政府各種各樣救濟工程的工人都算在僱傭的行列內，這仍然成立。由於這些工作不是按市場工資進行支付的，傳統的研究觀點是將這些工人算在失業的行列內的。但是由於這些工人並不是空閒的，另一些人認為他們應該被認為是處於已僱傭行列，即使他們只是拿很低的工資。

如果工人願意在這些低工資水平下進行工作，為什麼市場工資不會下降到這個水平呢？像上面提到的那樣，“粘性”在工資制定中，會阻止實際工資下降到足夠容納所有就業量的水平。在私人公司裡，工資的制定是為了使那些已經被僱傭的人保留住工作，並不是為了使失業的人不再失業。政府鼓勵已經被僱傭的勞工、工會組織和他們的僱主進行討價還價。這並不需要工會考慮當工資降低時會有多大的潛在就業機會。工會將它們的目標定在它們現有的人數基礎上，這就是說，以現有的受僱傭工人的數量為根據進行談判，這導致沒有工資下降的動力來使得市場出清。

政府在銀行、工業、農業和工資制定方面的干預，揭示了新政是個社會主義政策制度。新政不是國家社會主義或者說是國家共產主義，但是它的確試著使經濟走上了復興的道路。

政府拒絕增加赤字，並沒有實行凱恩斯的擴張主義政策，但新政則使政府參與經濟活動管理。它成為戰後民主社會主義的雛形。

社會主義政策的主要目標是經濟的復興，另一個焦點是經濟生活中個人收入的分配。如果工資降低到足夠提供給每個人就業機會，那麼再分配的動力就可以被包含在使所有人都獲得就業的目標之中。但是如果政府將工資水平定得比這高，如果它接受的工資或鼓勵的工資水平僅對已經就業的人們有利，那麼社會主義再分配的目標就必須由其他途徑來實現。

1935年第二次新政是羅斯福總統面對這個挑戰做出的反應。從經濟復甦政策中轉變，羅斯福擴大了政府對經濟的控制，以便更加平均地分配它的產量。當NRA被宣佈違憲時，國家復興局下的勞工組織，由《國家勞動關係（瓦格納）法》和國家勞動關係委員會重新制度化。這個委員會僅僅是眾多管制機構中的一個，這些管制機構是為了監督和控制經濟。公用事業尤其受到更大規模的管制。

各種新方法（農業電氣化，延長農業中取消抵押品贖回權的時間）擴大了政府對農村的援助。《社會保障法》發起了一個計劃，若政府直接救助大部分人口，該計劃終將失敗。由於無法透過立法對窮人提供援助，這個計劃的參與者就對老年人提供援助，以這種喧賓奪主的方式來實現他們社會主義式的計劃。

社會保障一旦開始，就一年年地不斷膨脹，囊括了越來越多的人口。它成為美國實現收入代際轉移的一種主要途徑。儘管社會保障系統是根據私人保險條例建立起來的，但是它的實際支付是來源於當前的稅收，並不是來源於個人積累賬戶。結果對第一代享受社會保障的人來說，就是一筆意外所得，那些人就是在大蕭條中工作的人們以及二戰後領受政府津貼的人們。

美國的現代藥品管制也是起源於20世紀30年代末期。第二次新政的法案極大地擴大了聯邦食品及藥物管理局（FDA）的權力。該法案不是改革醫療服務的計劃方案的結果，它僅是因為一起死亡上百人的慘案而透過的。儘管剛開始時作用很微弱，但在戰後，藥品管理得到了擴充套件和加強，並由FDA的行政決定替代了私人市場的行動。

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中的復興，既不是平穩的，也不是徹底的。人們一直爭議經濟沒有完全復興。現在是時候去檢驗已經產生的復興了。從歷史的標準來說，復興是迅速的，雖然沒能足夠迅速從而實現充分就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