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多德的三段論法則頗有微辭。

第四階段，也就是後階段，是現代的歸納實證和實驗邏輯。同上書，第93—94頁。

杜威在另一本舉世聞名的著作《思維術》中，認為有系統的思想通常要透過五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思想之前奏（Antecedent），是一個困惑、疑慮的階段，導致思想者去認真思考。

第二階段，是決定這疑慮和困惑究在何處。

第三階段，為解決這些困惑和疑慮，思想者自己會去尋找一個解決問題的假設，或面臨一些現成的假設的解決方法，任憑選擇。

第四階段，思想者只有在這些假設中，選擇其一作為對他的困惑和疑慮的可能解決的辦法。

第五階段，也是最後階段。思想者要求證，他把大膽選擇的假設，小心地證明出來，哪個是對他的疑慮和困惑最滿意的解決。《胡適口述自傳》，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96頁。

我想，大家一看就能夠知道，胡適有名的“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來源就在這裡，是他從杜威那裡學來而加以簡化和明確化了的。

根據我個人膚淺的分析，在對外方面，在對西方的反應方面，胡適這個思想的來源還不僅限於杜威，一定還有尼采的影響在，他那“重新評估一切價值”的名言，影響了整個世界。在對內方面，胡適也受到了影響，最突出的是宋代哲學家張載。張載說：

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學；學則須疑。（《大學？原下》）

他又說：

陳寅恪先生的道德文章（16）

無徵而方，取不信。啟詐妄之道也。杞宋不足徵吾言，則不言；周足徵，則從之。故無徵不信，君子不言。（《正蒙？有德》）

多少年來，我就認為，“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這十個字，是胡適對思想和治學方法最大最重要的貢獻。胡適自己在《口述自傳》中“青年期逐漸領悟的治學方法”這一節裡說：

我的治學方法似乎是經過長期琢磨，逐漸發展起來……我十幾歲的時候，便已有好懷疑的傾向，尤其是關於宗教方面。

下面他講到“漢學”，又說：

近三百年來學術方法上所通行的批判研究實自北宋開始，中國考古學興起的時候。古代的文物逐漸發展成歷史工具來校勘舊典籍，這便是批判的治學方法的起源。“考據學”或“考證學”於焉產生。

胡適在19歲前讀中國經書，發現了漢、宋註疏之不同，企圖自己來寫點批判性的文章。這種以批判法則治學的方法，胡適名之為“歸納法”。參見《胡適口述自傳》，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18—119頁。

在這同一節中，胡適又說：

我舉出了這些例子，也就是說明我要指出我從何處學得了這些治學方法，實在是很不容易的。我想比較妥當的方法，是我從考據學方面著手逐漸地學會了校勘學和訓詁學。由於長期鑽研中國古代典籍，而逐漸的（應作“地”——羨林）學會了這種治學方法。所以我要總結我的經驗的話，我最早的資本或者就是由於我有懷疑的能力。同上書，第125頁。

最瞭解自己的老師的胡適的學生唐德剛說：

胡適的治學方法只是集中西“傳統”方法之大成，他始終沒有跳出中國的“乾嘉學派”和西洋中古僧侶所搞的“聖經學”（Biblical　Scholarship）的窠臼。《胡適口述自傳》，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33頁。

唐又本著“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的精神說，胡適“不成一套！”同上書，第111頁。

唐德剛先生的話不無道理，胡適的“治學方法”確實是中西合璧的。但是，我認為，決不能就因此貶低了胡適的“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我上面已經提到，這是胡適最大的貢獻之一。無論是人文社會家，還是自然科學家，真想做學問，都離不開這十個字。在這裡，關鍵是“大膽”和“小心”。研究任何一個問題，必先有假設。否則就是抄襲舊論，拾人牙慧。這樣學問永遠不會有進步。要想創新，必有假設，而假設則是越大膽越好。在神學統治的重壓下，哥白尼敢於假設地球圍著太陽轉，膽子可真夠大的了。但是，大膽究竟能夠或者應該大到什麼程度，界限很難確定，只好說“存乎一心”了。有了假設，只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這種假設往往是出於懷疑，很多古聖先賢都提倡懷疑，但是懷疑了，假設了，千萬不要掉以輕心，認為輕而易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