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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的意見有時候也流於偏激，甚至偏頗。他關於駢文的看法，上面已經介紹過了。與此有關聯的是他對於文言的看法。他說：

死文字不能產生活文學。我認為文言文在那時已不止是半死，事實已全死了；雖然文言文之中，尚有許多現時還在用的活字，文言文的文法，也是個死文字的文法。同上書，第161頁。

那麼，胡適真正的主要的思想究竟是什麼呢？一言以蔽之，曰實驗主義。我現在根據胡適的自述，簡略地加以介紹。實驗主義是19世紀末葉至20世紀初葉流行於美國的有影響的大哲學派別之一。當時最主要的大師是查理？皮爾士（Chanler　Pierce）、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和約翰？杜威（John　Dewey）。第一人逝世於1914年，第二人逝世於1910年。胡適不可能從他們受學。只有杜威還健在，胡就成了他的學生。胡適自己說，杜威對他有“終身影響”。

什麼又叫做“實驗主義”呢？必須先介紹一點歐洲哲學史，特別是古希臘的哲學，才能知道杜威一些說法的來源。這要從蘇格拉底（Sokrates，470？～399B�C�）講起。我現在根據唐德剛先生的註釋同上書，第108—114頁。極其簡略地加以說明。蘇格拉底對“知識”這個概念有特殊看法。人性是本善的，之所以有不善，是由於“無知”的緣故。“知”是“行”的先決條件。“知”中有善而無惡，有惡之“知”，不是真“知”，無“知”則“行”無準則。要了解什麼是“知”，必須瞭解什麼是“不知”。所有的事物和概念都有真“知”，一般人不瞭解真“知”而自以為“知”，所以都是糊塗一輩子。他十分強調“自知之明”。他之所以拼命反對“*”，就是因為他認為芸芸眾生都是無“知”之輩，他們不能“主”，“主”者只能是有德者，“德”只是“知”的表現。有“知”自有“德”。從“無知”到“有知”，有一個從無到有的過程和方法，這就是“蘇格拉底法則”。蘇格拉底認為，天下任何事物和概念都各有其“普遍界說”（Univer…sal　Defimtien），比如說，貓的“普遍界說”就是“捉老鼠”。世界上的事物和概念，都將由其本身的“普遍界說”而形成一個單獨的“形式”（Form），這個“形式”有其特有的“次文化”（Subculture）。

陳寅恪先生的道德文章（15）

上述這種推理法，就是所謂“蘇格拉底法則”。杜威對這個法則極為讚賞，胡適亦然。他們認為，“法則”只是一種法則，是一種尋求真理、解決問題的方法，並不是替任何“主義”去證明那種毫無討論餘地的“終極真理”（Ultimate　Truth）。他們實驗主義者是走一步算一步的，不立什麼“終極真理”。

蘇格拉底的再傳弟子——柏拉圖的弟子亞里士多德（384～322B�C�），批評他的師祖和老師的推理雜亂無章，他搞了一個“三段論法”。所謂“三段”，指的是大前提、小前提和結論。這可以稱為“演繹推理法”（Deduclive　Method）。這方法的核心是“證明真理”，而不是“尋求真理”。後來它為中世紀的耶穌教神學所利用。這種神學已經有“終極真理”和“最後之因”，只需要證明，而不需要探求，這與亞里士多德的三段論法一拍即合，所以就大行其道了。

胡適經常講他的方法是“歸納法”，就是針對這種演繹法而發的。

既然講到了方法，我現在就來談一談胡適的“實證思維術”。胡適說：

我治中國思想與中國歷史的各種著作，都是圍繞著“方法”這一觀念打轉的。“方法”實在主宰了我四十多年來所有的著述。從基本上說，我這一點實在得益於杜威的影響。《胡適口述自傳》，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94頁。

這是“夫子自道”，由此可見他畢生重視方法，在思想方面和治學方面的方法，而這方法的來源則是杜威的影響。

根據胡適的論述，杜威認為人類和個人思想的過程都要透過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固定信念階段。

第二階段，破壞和否定主觀思想的階段。這第二個階段杜威稱之為討論階段。

第三階段，是從蘇格拉底法則向亞里士多德的邏輯之間發展的階段。杜威用溢美之辭讚揚蘇格拉底，而對亞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