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在思想和精神方面最崇高的一些人物——諸如萊布尼茲、康德、赫得、洪堡、萊辛、歌德、席勒、巴赫和貝多芬等——而且他們對西方文明都做出了獨特的貢獻。但是，正好與從俾斯麥一直傳到希特勒手中的普魯士德國的興起同時，在19世紀開始佔優勢的德國文化的主要支柱首先是菲希特和黑格爾，後來是特萊希克、尼采、理查德·瓦格納，以及一批較為次要的人物，奇怪的是，在後者這些人物中佔重要地位的還有一個古怪的法國人和古怪的英國人。這些人終於造成了德國在精神上與西方的分裂；這種分裂狀態至今還沒有彌補過來。＇98＇1807年，普魯士在那拿屈辱地被拿破崙擊敗以後，約翰·戈特利勃。菲希特開始在他擔任哲學教授職位的柏林大學的講壇上發表他著名的《告日耳曼民族書》。這些演講深深地激動了和鼓舞了一個陷於四分五裂的戰敗國家的人民，它們的響亮回聲即使到了第三帝國時代仍舊隱約可聞。對於一個戰敗國的意氣沮喪的人民來說，菲希特的教導是一種醉人的烈酒。在他看來，拉丁民族——特別是法國人——和猶太人都是腐朽種族。只有日耳曼人才有中興的可能。他們的語言是最純潔的，最與眾不同的。只有在他們的影響下，歷史才能展開一個新的紀元。這個新紀元將反映宇宙的法則。它將由一批為數不多的社會精華來領導，他們沒有任何“個人”性質的道德觀念的約束。

這些思想就是我們上面已經看到的希特勒寫在他的《我的奮鬥》中的一部分思想。

菲希特1814年逝世後，他在柏林大學的講座由格奧爾格·威廉·弗雷德里希·黑格爾繼任。黑格爾是一個思想敏銳、觀察深刻的人，他的辯證法啟發了馬克思和列寧，因此對共產主義思想的確立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他把國家頌揚為人類生活中至高無上的主宰的思想，為憚斯麥的第二帝國和希特勒的第三帝國鋪平了道路。在黑格爾看來，國家就是一切，或者幾乎就是一切。

他認為國家是“世界精神”的最高表現；它是“道德的宇宙”；它是“倫理概念？？倫理思想？？認識和思維本身的體現”；國家“對個人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個人的至高無上的責任是做國家的一分子？？因為世界精神的權利是超越一切個人特殊權利的？？”那麼個人在世界上的幸福在哪裡呢？黑格爾答覆說，“世界歷史不是幸福的帝國。幸福的時期，”他宣稱，“是歷史上空白的篇頁，因為這些時期是和諧一致、沒有衝突的時期，’。戰爭是最偉大、的純潔劑。在黑格爾看來，它有益於“為長期和平所腐化的各國人民的倫理趁康，正如颳風使海洋去除長期平靜所造成的汙穢一樣”。

任何傳統的道德和倫理觀念都不得影響至高無上的國家或領導國家的“英雄”。“世界歷史佔有一個更高的地位？？不相干的道德要求絕不能與世界性歷史性的功業及其實現發生衝突。絕不能以喃喃連禱的那些個人品德了——謙虛、仁愛、寬容——來反對它們？？這樣強大的一種形式＇　國家＇　必須踐踏許多無辜的花草——壓碎它的前進道路上的許多東西。”

黑格爾預料德國在恢復了它的天賦才能以後就會建立這樣一個國家。他預言，“德國的時辰”將會來到，它的使命將是振興世界。誰如果讀過黑格爾的著作，就不難了解希特勒像馬克思一樣從他那裡得到了多少靈感的啟發，哪怕這是經別人之手而得來的。尤其是，黑格爾在他關於“英雄”——那些由於神秘的天意而命中註定要執行“世界精神的意志”的偉大人物——的理論中似乎就以他自己的強烈的使命感啟發了希特勒，這一點我們在本章結＇99＇尾時就會談到。

海因裡希·馮·特萊希克是稍後來到柏林大學的。從1874年起一直到他在1896年去世時為止，他一直在那裡擔任歷史學教授，很受學生歡迎，講深時座無虛席，熱情的聽眾中不僅育學生也有參謀總部的軍官和容克官僚。他在19世紀末期對德國思想界的影響很大，這種影響一直存在到威廉二世的時代，甚至一直到希特勒的時代。他雖然是薩克森人，卻是個竭力主張普魯士化的人。他比普魯士人更加普魯士化。像黑格爾一樣，他也頌揚國家，視之為至高無上，但是他的態度更加粗暴：人民，臣民，在一個國家裡不過是奴隸而已。“只要你服從，”他宣稱，“不用管你怎麼想。”

在宣稱戰爭是人類的最高自我表現方面，比起黑格爾來，特萊希克有過之無不及。在他看來，“軍事榮譽是一切政治價值的基礎；而在德國的豐富的榮譽寶庫中，普魯士的軍事榮譽是一顆明珠，其價值之高，不亞於我們的詩人和思想家的傑作。”他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