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的中美外交接觸始於日內瓦。

1954年4月26日，　謀求和平解決朝鮮問題和恢復印支和平問題的國際會議在瑞士召開。新中國首次與蘇、美、英、法平起平坐，以五大國之一的身份站立在國際舞臺的聚光燈下。儘管頑固偏執的美國代表堅持在公報上寫明，中國參加並不合有對其新政府外交承認的意思，但荒唐的小把戲反襯出來的恰是山姆大叔的無奈，他已不可能剝奪中國龍開口說話的權利，也不可能阻擋新中國巨人昂首登臨世界講壇的步伐。

日內瓦，強權與正義角力，真理同邪惡抗爭，一片唇槍舌劍，時時電閃雷鳴，中國人的慷慨陳詞與美國人的悖謬狡辯同臺表演，周恩來的睿智豁達同杜勒斯的傲慢偏狹對比鮮明。兩大陣營的尖銳對立集中表現為中美之間的白熱化對抗，這種形同水火的鬥爭甚至反映在一些小事上面，如：兩國代表團決不會從同一道門進出會場，從不在會議休息廳聚在一起喝咖啡、吃點心，內部都有不主動與對方握手的禁令，以至當某記者詢問美國副團長史密斯：“您和杜勒斯先生同周恩來有沒有什麼接觸？”史密斯用美國式的幽默答道：“如果有接觸的話，唯一的接觸就是我們在衛生間共用過一條手巾（這種手巾卷在滾筒上，要用時往下一扯，後來者也照辦）。”

然而，難以置信的是，堅冰下面仍有活水流淌，美國人冷酷的外表後面還隱藏著別樣的想法，這確是一般人始料不及的。

多年來，美國有一樁心事要和中國進行交涉：美國的一批在朝鮮戰場上被俘的軍人和在中國犯了罪的平民尚關押在中國。對落難同胞素具同情心的美國公眾心理對政府形成了輿論高壓，認為這些在押人員的命運受到了美國政府僵硬的對華政策的擺佈，他們將成為這種“像花崗岩一樣毫無彈性”的政策的犧牲品。面對幹夫所指，艾森豪威爾甚至委屈地強噙老淚嗓音哽咽：我多麼希望我的孩子們能早日回到祖國來呀！他的內心，正在受到矛盾之火的燒烤煎熬：既想向中國討人，又不願同中國接觸；既想同中國作交易，又擔心造成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既成事實。

中國也有一批專家、學者、留學生被無理羈扣在“最講人權”的國度裡，周恩來說：像錢學森這樣的世界頂尖人才，那是幾萬兩黃金也抵不上的寶貴財富呀。中國又何嘗不想使自己的兒女骨肉早獲自由，讓自己的“財富”物歸原主呢？

日內瓦的一次冷餐晚宴上，觥杯舉碰間，英國駐北京代辦漢弗萊·杜維廉神秘兮兮地向中國代表團工作人員傳遞了一個口信：杜勒斯確實相當激烈地反對你們，但他實際上又很有興趣探索同你們緩和緊張關係及使在押人員獲釋的可能途徑，如果你們同意，我本人願意接受美國方面的委託，充當美國的代言人與你們進行商談。

獲此訊息，機敏犀銳的周恩來連夜召集中國代表團研討對策。周恩來的決心果斷而明確：中美作為兩個世界大國總不能老死不相往來，遲早要進行接觸的。我們不應該拒絕和美國接觸，接觸對我們有利。我們可以抓住美國急於希望在華的被押人員獲釋這件事，開啟與美接觸的渠道。但應告訴美國人，要麼面談，要麼免談，好在中美雙方都有代表團在日內瓦開會，有關兩國的任何問題均可以由兩個代表團進行直接溝通，完全沒有必要請英國代辦作中間人來迂迴進行。

翌日，中國代表團發言人接發球搶攻，採取主動，向新聞界發表關於美國無理扣押中國僑民的談話，而後表示，中國願就被押人員問題與美國舉行直接談判。

中方的要求應乎邏輯，合於情理。三日之內，美方沒有答覆，顯然在審慎研判周恩來的條件之中有否預設的陷阱。三日之後，實用主義的美國人傳來訊息，同意兩國代表舉行直接會談。

如此，日內瓦，歷時51天的馬拉松扯皮、爭吵，終因了美國代表團缺乏誠意，朝鮮問題沒能修成半點正果。也因了中國代表的靈活周旋，印支問題透露出一絲朦朧的曙色。但誰也不曾料到，日內瓦的副產品，竟是意外地在中美之間的巨大鴻溝之上架設了一座雙方官員接觸晤談的橋樑。

歷史學家說：論及會議兩大主角中國與美國的得分孰多孰少，很難定評，但有一點則可以肯定：不管中美如何憎厭對方，若要解決雙方的利害分歧，避免矛盾激化為衝突，中國當然要揪住美國講理，美國也不能不與中國對話。日內瓦，總算為雙方體面地坐在同一張談判桌旁打嘴仗開了一個頭，並使兩個冤家利益均等地獲得了一個不期而遇的收穫。

“橋樑”既設，就連杜勒斯這樣的反華強硬派人物也不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