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在決定建立汪精衛偽“中央政府”的同時，對國民黨的政治誘降新攻勢也在極秘密中準備。阿部內閣的方針是：一方面與汪精衛進行秘密談判，準備建立“新中央政府”；另一方面設法與國民黨接觸，力爭在“新中央政府”建立前或不得已在建立後，促使國民黨投降，並導致汪、蔣政權合流。

為了統一侵華日軍的指揮和加強對偽政權的控制，促進汪偽政權的建立和統一進行對國民黨的誘降工作，日本於1939年9月12日在南京設立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西尾壽造任總司令官，板垣徵四郎任總參謀長。

11月下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派鈴木卓爾以日本駐香港武官的名義向香港當局申報成立所謂“香港機關”，開始對國民黨實施誘降工作。

鈴木於12月27日與自稱是宋子文胞弟的宋子良會面。此後，鈴木與宋於194O　年1月22日，2月3日、10日及14日在香港連續談判。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還派今井武夫參與2月14日的談判。2月16日，今井從香港返回南京，向總司令官西尾作了詳細彙報。19日，今井又到東京，向參謀總長閒院宮和陸軍大臣畑俊六作了報告。2月21日，日軍大本營發出指示，決定把對國民黨的誘降工作命名為“桐工作”，要求“對重慶或者把它包括進來或者使之瓦解，照此方針進行工作。”＇〔日〕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中國事變陸軍作戰》〈3〉，朝雲新聞社，1983年版，第160頁。＇

並規定，援用1939年11月御前會議決定的所謂“調整日華新關係”重要條款，作為與重慶方面代表談判的條件基準。

1940年3月7日至10日，日本與重慶方面的第一次會談在香港東肥洋行舉行。日方代表是今井武夫、鈴木卓爾和參謀部第8科科長臼井茂樹。重慶方面代表是宋子良、重慶行營參謀處副處長陳超霖和國民政府最高國防會議主任秘書章友三。會談開始後，日本方面提出一份備忘錄，主要內容是，國民黨必須原則上承認“滿洲國”；放棄抗日容共政策：與日本締結防共協定，規定在內蒙及華北若干地區允許日本駐兵：兩國經濟合作；保證日本人在中國的居住、營業的自由；招聘日本軍事、經濟顧問；停戰協定簽訂後重慶國民政府應與汪精衛協力合作；日本在得到上述保證後，儘快撤兵。

重慶方面表示，要求避開承認“滿洲國”，暫持緘默態度；華北駐兵問題，可視中日兩國在國防上有其需要時，日本可推遲一部分兵力的撤退；蔣汪合流問題，由於國內反汪氣氛強烈，不能考慮，但將作為國內問題加以妥善處理。

會談沒有結果，以相互領受對方意見的形式暫時休會。

第二次會談於6月4日至6日在澳門舉行。雙方代表與第一次相同。會談期間雙方在滿洲問題和日本在中國駐兵問題方面仍有分歧意見，但表示希望溝通相互理解，縮小距離。會談雖未獲實質性進展，然而雙方都不願完全關閉談判大門。雙方商定下一步舉行板垣徵四郎與蔣介石的高階會談。會後，由雙方代表於7月23日共同簽署了《備忘錄》，約定於8月初旬在長沙舉行板垣與蔣高階會談。

為了實施對國民黨的誘降新攻勢，日本傾注了全力。內閣幾乎每天均向天皇作報告，政府與大本營也反覆研究對策。日本決心迫使國民黨承認偽“滿洲國”；承認日本有權在內蒙和華北駐兵；承認日本有權利用華北及長江三角洲、海南島的資源；承認日本有權在中國大陸可以自由居住、自由經商，無限地剝削中國人民；承認實行所謂“日中提攜合作”，實際上由日本的軍事、經濟顧問統制一切，使蔣汪合流的偽政權成為事實上的傀儡政權。真正唯一合作的是日本與國民黨攜手共同反共，由日本提供武器裝備，供國民黨進攻共產黨。

三、日本的軍事迫降行動

在政治誘降攻勢的同時，日本還對國民黨實行軍事迫降行動。

首先是對棗宜地區實施進攻。

1940年5月1日，日軍以約20萬人的兵力，發動對棗宜地區的進攻，力圖“透過作戰的勝利，進一步削弱蔣軍，併為推動對華政治、謀略的進展作出貢獻。”＇〔日〕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中國事變陸軍作戰》（3），朝雲新聞社。1983年版，第191頁。＇

其次，對重慶和四川其他大城市實施空襲。

5月2日，日軍大本營陸軍部指示中國派遣軍，立即組織實施空中進攻作戰。5月臺票8本營陸軍部指示中國派遣軍，立即組織實施空中進攻作戰。5月18日，日本海軍航空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