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不老，壯哉我少年中國，與國無疆！

“新文體”的創造，為梁啟超的開拓道路鋪上了墊腳石，從此以後梁啟超陸續發起了“小說界革命”和“詩歌革命”，掀起了文壇革命運動的高潮，新思想深入民心，普灑下了珍貴的種子，在以後的社會運動中開了花，結了果。

當時，小說為統治者和社會所輕視，一大批優秀小說如《紅樓夢》、《水滸》、《金瓶梅》等被禁止流傳，被視為“小說淫詞，荒唐俚鄙”，始終處於一種低下的位置。在中國，小說盡管被列為末流，可它的流傳甚廣，正如康有為所說的那樣：

僅識字之人，有不讀經，無有不讀小說者。故六經不能教，當以小說教之；正史不能入，當以小說如之；語錄不能諭，當以小說諭之；律例不能治，當以小說治之。

正是由於小說的廣泛性，引起了梁啟超的關注。他決定發起“小說界革命”，用來提高小說在文學及社會中的地位，使之成為文學之最上乘也，以推動社會的進步。

1898年，梁啟超提倡翻譯外國政治小說，以宣傳西方新政治思想。

1902年，梁啟超創辦《新民叢報》，專門開闢了“小說”專欄，連載優秀小說。

與此同時，中國第一份專門刊登小說的雜誌《新小說》創辦，成為中國文學史上劃時代的界標。

後來在《新小說》的帶動下，《繡像小說》、《月月小說》等雜誌不斷湧現，新小說的宣傳陣地正式開闢。

梁啟超不禁完善小說理論和開闢小說陣地，而且還翻譯、創作了大量的優秀小說，如《佳人奇遇記》、《義大利十五豪傑傳》、《新中國未來記》等等。1902年《新小說》第一號就刊登了梁啟超的政治小說《新中國未來記》，他將自己的前後兩種思想化在兩個在外留學的中國青年身上，兩種思想在小說中互相辯駁，互相碰撞。梁啟聰希望藉此來找到真正適合中國國情的救國道路，他甚至在書中介紹了未來中國的國號、總統，最為奇妙的是，總統竟然與後來的革命偉人姓名相符。

但是，最為重要的是，“小說界革命”徹底改變了小說在歷史上所處的尷尬地位，震撼了整個思想界，揭開了中國文化史上新的一頁，成為中國文學界的主流，為改造舊中國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在“小說界革命”如火如荼的同時，梁啟超還與友人黃遵憲、夏曾佑一道發起了“詩界革命”，推動了現代新詩的形成，中國文化學術界的革命全面爆發。

1896年，夏曾佑、譚嗣同便開始嘗試採用新名詞寫所謂的新體詩，雖然梁啟超認為這些都不是好詩佳句，但畢竟就邁出了第一步。

1899年，梁啟超在前往夏威夷的途中，詩興大發，澎湃的大海讓他思潮起伏，壯心不已，就在那時，他首次提出了“詩界革命”的主張。不過那個時候他只提出了新詩要有新意境、新語句，注重“新意境”與“舊風格”的結合，沒能夠找到代替舊風格的新體裁。梁啟超希望能夠用“舊風格”來宣傳新思想，為他的政治理想服務，這就是“詩界革命”。

後來，在《飲冰室詩話》中，梁啟超進一步闡述了“詩界革命”的理論，並且評價了黃遵憲的許多作品，他以為“近代詩人能熔鑄新思想以入舊風格者，當推黃公度”，他說：“公度之詩，獨闢境界，卓然立於二十世紀詩界中，群推為大家，公論不容誣也。”

梁啟超向來不善作詩，但為了“詩界革命”，他開始嘗試創作新詩，併為之付出極大心力，他形容自己做詩“往往為近體律絕一章，所費時日，與撰《新民叢報》數千言論說相等。” 其詩中飽含新思想和愛國熱情，雖然比黃遵憲的詩遜色不少，可仍然具有一定的影響力。

“小說界革命”和“詩界革命”大大提高了文學在社會中的地位，小說和詩歌也因此擁有了神奇的魔力，在社會上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力。梁啟超也因此確立了在現代學術上的地位，他在哲學、經濟學、法學、農學等方面也都有建樹，成為了中國近現代歷史上少有的一位“百科全書式”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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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梁筆戰言論界

1902年春夏間，保皇會員中間開始有人痛恨清廷“還鑾”北京後，仍然沒有變法的誠意和決心，紛紛主張“革命”、“自立”。梁啟超也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這決然與康有為的保皇思想截然相反，兩人又一次出現了分歧。

在菲律賓，梁啟超牢騷滿肚，可是，面對自己敬愛的老師，雖憤懣滿胸卻不能一吐為快，思想並沒能回到保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