壓力下，你只能偷偷逃脫，乃至於屈服。這時候俄梁啟超似乎找到了另外一條道路，不由得耳目一新，引起了廣大知識分子的關注，即而投入到學術救國的浪潮中來。

梁啟超認為“一國之進步，必以學術思想為之母，而風俗政治者皆其子孫也。”可見學術思想在梁啟超心中的地位之高。1902年，梁啟超寫下了《論學術之勢力左右世界》一文，突出了學術改變世界的偉大力量，引起了轟動。哥白尼的地圓之說開闢了美國、培根、笛卡兒的哲學掃除了歐洲數千年學界的奴性等等讓梁啟超分外激動，也給他帶來了奮鬥的動力，從此，梁啟超邁出了學術救國的第一步。

1902年，梁啟超發表《新史學》一文，發起了“史界革命”，成為中國“新史學”的創始人。《新史學》則成為了“史界革命”的宣言書，宣告了具有三千年歷史的傳統史學的終結，啟發了史學家們進行史界革命的思路。

《新史學》發表於1902年2月至7月間，距1898年9月戊戌變法失敗僅僅只有三年多的時間。戊戌變法的失敗使梁啟超認識到僅僅從上層改革政治制度在中國是行不通的，實行民主政治必須喚起民眾。由此他更加重視對大眾的政治宣傳和啟蒙教育，並試圖建立新史學來實現這一目的。《新史學》既是他新思想的理論闡述，也是他的救國實踐。

當時中國的史學主要是記載封建君主經歷、歷代政治事件和評價君主得失的資料，目的是為後代君主提供政治資鑑。儘管留下了寶貴的史料，但是他側重於封建統治者所處的上層社會，是他們進行統治的工具。因此梁啟超的《新史學》側重於批判舊史學和舊政治，具有濃厚的政治色彩。《新史學》充滿了激烈的批判言辭，在將矛頭對準舊史學的同時批判了腐朽、落後的專制制度，一部《新史學》充滿了這類激烈的政論言辭，純粹是一部向舊制度宣戰的檄文。梁啟超在其中提出史學應為國民而作，用來記錄國民事蹟，宣揚國民精神。

由於梁啟超的思想趨於革命共和，對史學以政治眼光看待，故《新史學》中多進行政治批判而缺乏學術分析，幾乎全盤否定就是，並沒有什麼實質性的學術建設，然而正是由於所處時代的特殊性，其強烈的政治性恰恰符合了社會的需要，從而喚起了民眾的思想覺悟，具有著相當強大的生命力。

梁啟超發起了史界革命，並在隨後的幾十年裡對史學傾注了更多的心血，在史學理論、方法論、編纂、史學史等方面都有開創性的貢獻，被史學界公認為“理論和實踐並重的史界巨靈”、“現代史林泰斗”。

在史界革命進行的同時，梁啟超意識到語言文體的重要性，文言文過於阻礙新思想在民眾間的傳播，因此他開始主張改造語言文字的革命，以利於文化普及，這就是“文界革命”。

當時中國上層社會和文人中間，文言文流行，而在廣大社會上，白話文則佔據著重要的地位。戊戌維新變法時，梁啟超已經意識到白話文的重要性，並提出“今宜用俚語，廣著群書”，　以用來開啟民眾思想智力。

梁啟超有意識的改造文言，採用俗語寫書，一掃古板、僵化的文言之風，使他的文章通俗、又有新意，雅俗共賞，老幼皆宜。梁啟超的文章一出，如一陣清風，清洗著呆板、沉悶的中國文壇，使之煥發出勃勃生機。梁啟超的文筆生動、活潑、新鮮，被當時人稱之為“新文體”，平易暢達，雜以俚語、韻語、外國語法，條理明晰，“縱筆所至不檢束”，筆鋒感情充溢。

“新文體”的出現使得文學進入了廣大農大民眾中間，也讓梁啟超在思想知識的宣傳上如魚得水，文章生輝不少。先進的西方新思想、新文華、新技藝，更好的融入了中國社會。《少年中國說》稱為“新文體”採用後的典範：

老年人如夕陽，少年人如朝陽；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戲文；老年人如鴉片煙，少年人如波蘭地酒；老年人如別行星之隕石，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島；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伯利亞之鐵路；老年人如秋後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瀦之澤，少年如長江之初發源；此老年與少年性格不同之大略也。

今日之責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進步則國進步，少年勝於歐洲則國勝於歐洲，少年雄於地球則國雄於地球。紅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瀉汪洋。……前途似海，來日方長。美哉我少年中國，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