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義上來。勤王運動的失敗帶給了梁啟超太大的打擊，看著唐才常、林錫桂等人一個個遇害，梁啟超憤恨、苦惱，“扶膺危坐涕縱橫”。這又是一批“譚嗣同”式的英雄人物，他們的死深深震撼著梁啟超的思想，使得憤怒中的梁啟超將這一切全都歸結到封建專制制度和慈禧太后的身上，為了推翻腐朽的封建政權，一批批鼓吹革命的文章在梁啟超的筆下湧現。

1902年，梁啟超陸續發表了《釋革》、《新民說論進步》等文，大肆鼓吹革命破壞。在《釋革》一文中，梁啟超將革命分為西方“以仁易暴”的文明革命和中國的“以暴易暴”的野蠻革命。針對中國人只知皇朝易姓，朝代更替，“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偏離了革命本質。他在其中極為詳細分析了西方與中國革命的不同之處：西方革命目的是為廣大民眾謀利益，而中國革命則是極少數人謀權奪利的工具；西方革命是“單純的革命”，而中國革命則充滿複雜性，戰爭一發，“百數十革命軍同時並起，原野厭肉，川穀闐血，全國糜爛……”；西方革命鬥爭矛頭指向惡政府，目的達到後即結束，而中國革命長期軍閥混戰，自相殘殺，互相吞併。看到中國“私人野心的革命”，梁啟超更加傾向於西方的“文明革命”，不斷研究西方革命，發表一系列研究著作，不遺餘力的進行革命宣傳。

四月，梁啟超在給康有為的信中，大論革命，排解康心中的憂慮，企圖說服康有為，共興革命大業。他把自己比喻為希臘之柏拉圖、英國之德麻摩裡、法國之仙世門，雖然“駁之者，亦不下數十家”，但是“其宗旨條理，皆極精盡，極詳密。” 能夠喚起民族精神，驚醒廣大民眾。梁啟超認為在改良道路走不通的時候，則必須利用革命。中國“受數千年之積痼，近日中國若行漸進的枝枝節節的改革，再過十年百年，亦不過如此。”害怕破壞是保守心盛的表現，“破壞終不可免，愈遲愈摻”，革命，“乃是今日救中國獨一無二之法門”。

梁啟超認為在無血革命不能成功之時，也不得不由下層人民來發動有血之革命，來輔助無血革命的進行。他是這樣設想的：近幾年間，透過革命手段推翻封建專制政體，建立共和社會，光緒皇帝可以為第一任總統，但是這個總統不是終身制，更不是世襲，下屆總統必須為黃克強，即革命領導人。

梁啟超的主張遭到了康有為和其他一些摯友的反對，他們紛紛採取行動來“挽救”來梁啟超的前途。

康有為接到梁啟超的來信後，不以為然，隨即寫了兩封很長的信專門討論革命自立問題，一封是《復美洲華僑論中國之可行君主立憲不可行革命書》，一封是《與同學諸子梁啟超等論印度亡國由於各省自立書》，他認為中國“土地等於歐洲，物產豐於全美，民智等於白種，蓋具地球第一等大國之資格。”而“物合則大，分則小，合則強，分則弱”，中國絕不能步印度等國後塵，自立亡國，康有為的立足點並不保守，可是他盲目的認為“革命諸人號稱救國者，乃必欲分現成之大國而為數十小國”，導致中國的滅亡。由於梁啟超民主共和思想已經深入其心，況且康有為的觀點時有瑕疵，這怎能讓梁啟超重返君主立憲道路？畢竟當時民主共和已經大行其道。

無奈中，康有為以“斷絕”、“決裂”來威脅梁啟超。1902年，康有為來信，告以“大病危在旦夕”，讓梁啟超惶恐不安。這種近似無賴的做法恰恰抓住了梁啟超“尊師守道”的“軟肋”，可是共和之心“能大改乎”，康梁之間的溝壑逐漸擴大。

戊戌變法中，康有為抬出孔子，給變法尋找理論依據，給改革提供了合法性，這是一種進步，可政變後，康有為在海外掀起尊孔保教運動，借尊稱聖人而自為教主，個人慾望日益膨脹。由於他的誤導，各地大辦孔子壽誕，造孔廟，使得民心疲憊，資財浪費嚴重，也阻礙了思想學術的進步。

1902年，梁啟超發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論》，正式公開反對恩師康有為的保教主張，被康有為等視為“大逆不道”。其時，康有為的思想早已停滯在戊戌變法時期，沒能夠與時俱進。而梁啟超在流亡海外後，大量接觸新思想，思想上逐漸獨立，早已不是康有為身邊搖旗擂鼓的小鬼，成長為一名新思想的真正領導人。

在《保教非所以尊孔論》一文中，梁啟超指出中國能夠興起，在於新思想傳播，用來開啟民智，培養國民的自治能力，造就具有新思想的“新民”，這也是中國社會的當務之急，而保教之說阻擋新思想的深入民心，與時代背馳，又勞民傷財。康梁在該問題上各抒己見大肆辯論，可是在“尊師”思想的影響下，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