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八年，對老舍的思想發展，至關重要。從五四運動到抗日戰爭爆發之前，其間發生在中國的幾次重大的革命鬥爭，老舍均沒有機會直接參與。抗日戰爭的爆發，第一次把老舍捲進中國革命的漩渦之中。在武漢，他結識了我們黨的領導者周恩來同志，第一次和中國共產黨發生直接的密切的關係。到重慶以後，老舍和周恩來同志的交往更為頻繁，同時與活動在重慶文化界的一批共產黨員，建立了友誼。周恩來同志對老舍和“文協”的工作，極為關切，他經常請老舍到曾家巖八路軍辦事處吃便飯，語重心長地和老舍談國家大事。老舍覺得，周恩來同志的每一次談話，對他都是極好的教誨（注：參看曹禺：《我們尊敬的老舍先生》，1979年2月9日《人民日報》。）。

一九三九年下半年，老舍有幸到陝甘寧邊區一遊，眼界為之一新。他是隨全國慰勞總會組織的北路慰問團於一九三九年六月二十八日由重慶起程的，經廣元、寶雞、西安、洛陽、南陽、襄樊，而後再由西安北上，於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一日到達延安。延安各界於當晚舉行歡迎宴會，毛澤東同志在宴會上致了歡迎詞。當毛澤東同志和老舍對杯時，老舍激動地說：“毛主席是五湖四海的酒量，我不能比；我一個人，毛主席身邊是億萬人民群眾啊！”（注：吳伯簫：《作者·教授·師友》，《北京文藝》1978年第7期。）對中國共產黨人的敬慕之情，諡於言表。老舍還到了綏德、米脂、榆林等地，所到之處，均受到八路軍指戰員和邊區人民的熱情歡迎。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九日，老舍隨慰問團返回重慶。在重慶，他和友人談起這次陝北之行時，感慨地說：“真是大開眼界，也大開心竅呀。”（注：臧克家：《老舍永在》，《人民文學》1978年第9期。）可見老舍的欣喜之情，也說明此行豐富了他的生活經歷，開闊了他的思想境界。回重慶不久，老舍動筆寫長詩《劍北篇》，北行的所見所聞，都反映在這部作品中了。其中的《宜川——清澗》、《中部——秋林》、《榆林——西安》等段落，熱情讚頌了邊區軍民艱苦奮鬥的革命精神和抗戰到底的決心，紀錄了老舍對我黨領導下的陝北革命根據地的美好印象。

老舍和我黨主辦的重慶《新華日報》的關係也是密切的。《新華日報》經常報道“文協”的工作情況和老舍的活動。老舍訪問西北歸來後，《新華日報》在化龍橋館址召開了歡迎會，並徵求對報紙創刊二週年的意見。一月十一日，《新華日報》發表老舍為紀念該報創刊二週年所寫的題詞：“團結抗戰”。二月十日，《新華日報》發表老舍的文章《藝術家也要殺上前去》。這只是老舍在一九四○年初的一個月之內和《新華日報》的幾次交往，到了抗戰後期，他和《新華日報》的關係就更為密切了。

在民主運動的洪流中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帝國主義宣佈無條件投降，八年抗日戰爭勝利結束。“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更名為“中華全國文藝協會”，老舍仍留在重慶，為文藝界在新形勢下的團結戰鬥繼續工作。

關於日本投降以後的時局，毛澤東同志指出：“從整個形勢看來，抗日戰爭的階段過去了，新的情況和任務是國內鬥爭。”（注：《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他提醒人們，必須清醒地看到，內戰危險是十分嚴重的。為了爭取和平民主，反對內戰和獨裁，揭露美蔣的陰謀，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同志於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飛抵重慶，代表中國共產黨同國民黨舉行談判。十月十日，國共雙方代表簽署了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不久，蔣介石又撕毀了協定，調遣大批部隊，向我華北、東北解放區進攻。由於遭到我軍的沉重打擊和全面內戰的準備尚未就緒，也由於蘇、美、英對中國問題的態度，蔣介石又不得不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與中共代表正式達成停戰協議，並在重慶召開了由中國共產黨和其它民主黨派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

早在抗戰勝利前夕，老舍就參加了文化界對時局進言的活動。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二日，文化界三百多人聯合簽名發表了《文化界時局進言》，這是抗戰後期國統區民主運動的一件大事。進言尖銳地抨擊了國民黨反動政府的獨裁統治，提出了建立聯合政府的綱領和實現民主的六項要求。老舍是進言的簽名者之一。在舊政協召開前後，老舍仍然積極參加民主運動。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九日和二十一日，他曾經兩次聆聽周恩來同志的講演，這對於他認識抗戰勝利後的時局，有極大的幫助。十月十九日，重慶文化界集會紀念魯迅先生逝世九週年。周恩來同志在這次集會上講話時指出：抗戰勝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