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八年，儘管生活貧困，身體多病，而且為“文協”的工作耗去了很大的精力，但是老舍仍然扌弱管筆耕，在創作上獲得了巨大的豐收。他創作出版了短篇小說集《火車集》、《貧血集》，長篇小說《火葬》，完成了長篇鉅著《四世同堂》的第一部《惶惑》、第二部《偷生》，創作了話劇《殘霧》、《國家至上》（與宋之的合寫）、《張自忠》、《面子問題》、《大地龍蛇》、《歸去來兮》、《誰先到了重慶》、《桃李春風》（與趙清閣合寫）、《王老虎》（與趙清閣、肖亦五合寫），出版了通俗文藝集《三四一》和長詩《劍北篇》。此外，還寫了大量的雜文、散文、詩歌等，就創作的數量、質量以及體裁的多樣而言，同時期的作家似乎很少能與之相比。

為了表彰老舍在文學活動和創作方面所做出的傑出貢獻，重慶文藝界於一九四四年四月舉行了“紀念老舍創作生活二十週年”的活動。《新華日報》於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七日發表祝賀老舍創作二十週年的短評《作家的創作生命》，全文如下：

有人說，中國的作家的創作生命很短。在這種情形下，一個作家能夠長期堅持他的工作，不因利誘而改行，不因畏難而擱筆，始終為著發揚與追求真理正義而努力，在任何情況下總要儘可能說出自己要說的話，——這樣的作家是應該獲得全社會的尊重的。老舍先生正是這樣的一個作家。他的創作二十週年紀念是值得我們來慶賀的。

在前天文協座談會上，老舍先生說：“我們要做耶穌降生前的約翰，把道路填平，以迎接新生者。”這是何等勇敢的宣告。而他二十年來的工作對中國新文藝的發展的確是有他的獨特的貢獻的。但老舍先生並不是一個以關著房門寫作“偉大作品”為能事的作家。他在抗戰七年來為文藝界團結所盡的力量是值得人們永遠追憶的，他又曾為了實際的需要而嘗試運用各種文藝形式（包括民間文藝形式），這對所謂的既成的作家是很難能的事。他曾屢次為文藝界生活的困難而向社會呼籲，但他同時又斬釘截鐵地說：“儘管貧窮，我們要咬緊牙關忍受，要保持清高，不可變節。”

我們深信，老舍先生的這種熱誠的聲音是會一天天更加響亮起來，得到更大的反響的。

《新華日報》的短評，表達了我們黨對老舍的尊重與關懷。《抗戰文藝》等刊物也在一九四四年四月編輯了“紀念老舍創作生活二十週年”專輯。郭沫若同志以《文章入冠》為題寫了一首新詩獻給老舍：

二十年文章入冠，

我們獻給你一頂月桂之冠。

槍桿的戰爭行將結束，

掃除法西斯細菌須賴筆桿。

敬祝你努力加餐，淨化人寰。（注：見《抗戰文藝》第九卷第3、4期合刊。亦見1944年4月17日《新華日報》。）

茅盾同志寫了《光輝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注：見《抗戰文藝》第九卷第3、4期合刊。亦見1944年4月17日《新華日報》。），他指出：“艱辛地從事文藝創作二十年之久的老舍先生，他的對於民族祖國的摯愛和熱望，他的正義感，他的對於生活的嚴肅，正以有增無減的毅力和活力，為抗戰文藝貢獻了他的卓越的才華，而病魔亦無奈他何！”這是對一個正直、勤奮的愛國作家崇高的讚譽。重慶文藝界於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七日下午在百齡餐廳舉行茶會，紀念老舍創作二十週年。茶會由邵力子先生主持，他首先致詞說：“今日參加茶會人士的踴躍，足以證明社會對於舒先生敬慕之忱，與企望之重，在座有友邦人士，有民間藝人，所以舒先生真正是‘蜚聲海外，深入民間’。”郭沫若、黃炎培、梅貽琦、鄧初民、沈雁冰、沈鈞儒等亦相繼致詞，“對老舍創作二十年的貢獻多所讚揚，並一致稱讚他對國家的忠忱，對朋友的親切，年來維持文藝界抗敵協會的苦心與努力”。老舍在熱烈的掌聲中致答詞，他說：“今日承諸友好集會紀念，愧不敢當。二十年從事創作，雖歷盡辛苦，得來不容易，但是拉洋車做小工二十餘年的人，也歷盡辛苦，得來也不容易。”（注：引文均見1944年4月18日《新華日報》的報道。）老舍在講話時，心情激動，泣不成聲。後來，他在《八方風雨》中回憶當時的情景說：“我感激大家對我的愛護，又痛心社會上對文人的冷淡，同時想到自己的年齡加長，而碌碌無成，不禁百感交集，無法說出話來。”他還用生動而深刻的比喻來表達自己的心情：“友人們的鼓勵我，正象鼓勵一個拉了二十年車的洋車伕，或辛苦了二十年的郵差，雖然成績欠佳，可是始終盡責不懈。”自謙與真誠，何其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