允准的一場運動，在控制不了的時候，就又歸咎為“走資派”別有用心的搗亂，這是“###”時期司空見慣的做法。

這場知青返城風，在社會上造成了一場不大不小的混亂，不僅是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其他許多國營農場和農村，也因大批知青的離去，而使生產幾乎陷於癱瘓。如浙江溫州市永強區龍灣公社金岙大隊部分下鄉知青在報上發表文章說：“###”開始後，溫州地委和溫州市委精簡安置辦公室的老爺們矇蔽部分青年，為他們大遷戶口，讓他們離開農村，回到城市，又簽發大批支票，開出大批證明，使青年大批外出。目前整個溫州市的下鄉知青在農村的已經寥寥無幾。上海知識青年最集中的地區之一崇明縣各農村和國營農場也紛紛告急，說因大批知青和工人離開崗位，使大批棉花至今無法入庫，大批水稻急需脫粒，田間管理和春耕備耕工作嚴重脫節，等等。

當然，因“大串連”失控而引起的問題是多方面的，絕不僅限於知青的返城。早在1966年11月，也就是我們上面提到的“大串連”正式開始後的兩個月，中央就已意識到對這一做法必須有所限制，規定從11月21日起，全國水陸交通，只負責免費輸送各地到北京或外地進行串連的革命師生返回原地，和北京去全國各地的革命師生返回北京。這也就是說，國家不再為到處串連的群眾提供免費運輸了。12月1日，###中央、國務院又聯合發出《關於大中學校革命師生進行革命串連的補充通知》，要求外出串連的師生在12月20日以前必須返回原地，從12月21日起乘車不再免費。但這些限制，並未取得預期的效果。

總之，在這場運動剛剛興起，大批知青或投身運動，或隨著“大串連”之風返城的時候，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是單純和盲目的，他們還沒有意識到，更沒有明確提出任何與知青自身利益有關的要求。

（二）知青的組織

無論出於什麼樣的情況和目的，知青大規模返城這一行為本身，已經表現出對上山下鄉這一做法的一種無言的不滿和抗議，而隨著返城知青的越聚越多，他們開始發出自己的聲音了。

返城風潮（5）

他們最初、最直接的發洩物件是各級安置辦公室，連中央安置辦也未得幸免。早在“###”爆發不久的1966年###月間，從廣西等地赴京的70多名下鄉知青，就佔領了中央安置城市知識青年辦公室：

“宣佈他們奪了中央安置辦的權。他們砸開了檔案櫃，使檔案大量散失，公佈了某些姦汙###下鄉女青年的案例。他們相繼召開大會，對中央安置辦領導人進行批判。他們佔據辦公室後，中央安置辦的工作人員被迫轉入‘地下’辦公，以保持上下的聯絡。為了接待日益增多的‘造反人員’，又不得已把接待站從磚塔衚衕遷到萬壽路國務院農林辦公室大院。在上訪人員中，更多的人是想把戶口遷回城鎮。對什麼是修正主義路線，什麼是革命路線並無多大興趣顧洪章：《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始末》，中國檢察出版社1996年版，第86頁。。”

具體負責安置工作的各地的街道幹部更是首當其衝，知青認為自己是被這些幹部騙到農村去的。如很多地區的知青批判安置辦的幹部用物質刺激的方法欺騙他們下鄉，對他們說：“你們好好幹吧，你們中的一些人將來可能是省長、市長、書記、婦女主任……”要不就“某某農村是魚米之鄉，吃的全是大米飯，又有魚，有肉，有電燈，有瓦房……是個極富裕的地方”，還組織青年去參觀，給青年大擺酒席，灌輸資產階級享樂主義毒素，等等。他們鬥爭這些幹部，大多隻是為出出氣。在“###”最動盪的兩年中，各大中城市的街道、里弄幹部幾乎無一倖免。鬧得最兇的，當推到新疆兵團的上海知青。

1966年底，劉少奇的問題在全國公開，他被定性為“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按照當時最習慣的思路，他所做的一切，都該被“批倒批臭”，那麼他奉行最力、發表講話也最多的動員城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政策，以及與之緊密相關的“兩種教育制度”，當然也要列在狠批之列。就在這時，知青中一些較有政治頭腦的人意識到了，這可能給了他們改變自己命運的一個機會：將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這一決策歸咎於劉少奇，從而予以徹底否定，那麼，他們回城的希望也許就不再是夢想了。知青的反抗，由此而深入了一步，其標誌，就是成立了大量獨立的組織，提出了知青自己的要求。

這樣的組織一度遍及全國各地。有的知青是按下鄉地區組織的，如上海到黃山茶林場的知青組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