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大造反兵團”，要回滬造市委和農墾局的反；也有的則基於共同利益，如有個組織叫“六——一、二、三”，參加者是廣州市1961年至1963年的下鄉知識青年，這是較早響應號召到農村生產隊插隊落戶的城市青年。由於當時這一工作尚處於試點階段，中央對具體措施並無一致要求，所以當時以陶鑄為首的廣州市委曾允許他們在農村勞動2年至4年以後，俟國家形勢好轉，予以回城安排工作的機會，為此還發給每個下鄉青年一張日後准許回城落戶口的“戶口保留證”。1963年，周恩來提出把安置城市知青到農村去的工作作為15年不變的方針，廣州市委的允諾落空了，這引起這批青年的強烈不滿，他們也希望憑藉自己較為特殊的條件，從一般知青中區分出來，得到些特殊的照顧。前面提到的“六六——九”，也屬於這類組織。很多地方的知青家長也組織起來，不僅在城市活動，還到知青下鄉的地方去進行串連，如上海知青的家長就曾組織“支邊青年家長代表團”，到新疆兵團的農一師“點火”。在長沙、武漢、上海等城市，知青和家長還舉行了全市性的###示威，控訴劉少奇及其“黑爪牙”對知青的###。

返城風潮（6）

有的知青組織積極到農村知青中去發展勢力，並在城市中設立造反總部。他們喊出“回城鬧革命”的口號，批判“黑暗的上山下鄉運動”，揭發控訴知青在農村的悲慘處境，揭露那些名噪一時的先進知青如邢燕子、董加耕、周明山等人是“假典型”、“黑樣板”，“###”前樹立的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