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中；但地震後，因爭修“臨建”，它也毀於一旦。這所宅院的興衰，在區域性上呈現了“文革”的一幅縮影，給孫犁留下了痛苦的記憶。

兩個多月以後，在中國大地上又發生了一次“地震”——這一次是社會性的地震。“天心”變了，似乎是為了對前一次災難性地震進行補償，這一次社會性的地震，結束了“四害”橫行的時代，為中國人民帶來了福祉。孫犁終於和中國人民一道，跨過了1976年的歷史性門坎兒，進入另一個時代了。

第九章 晚華老不荒

執著現實，繼續戰鬥

十年了，整個是一場噩夢，很長很長的一個噩夢。正因為這夢太長了，待到睜開眼睛，晨曦已穿透夜幕，在他身邊灑下一片陽光了。

雖然天色已亮，他到底剛從噩夢中醒來，不能完全驅除那個可怕的魔影，所以，在1977年2月14日下午司馬光北宋史學家、哲學家。哲學上崇奉漢人楊雄，主，他在《曹子建集（上）》的“書衣”上，寫了這幾句話：“又值歲暮。回憶一年之內，個人國家，天事人事，均系非常。心情百感，雖易堂名為晚舒，然不知究可得舒與否。仍應克勵自重，戒輕戒易，安靜讀書，不以往事自傷，不以現景自廢。”①至於“四人幫”倒臺之前，他還默默仿效《顏氏家訓》，擬了幾條戒規：

一、最好不要幹這一行。

二、如無他技謀生，則勿求名大利多。

三、生活勿特殊，民食一升，則己食一升；民衣五尺，則己衣五尺。勿啟他人嫉妒之心。①這些，都已經過去區別。指出布哈林理論的實質，就在於用折衷主義偷換辯證，他也說在今天看起來，有些不合時宜了。

他漸漸完全清醒過來，終於發現，“長江大河，依然滔滔向東。現在正是春天，依然是桃紅陌上，燕築堂東，孕育著新生。”②他又拿起筆來了（說起來，他“十年荒於疾病，十年廢於遭逢”，已有二十年基本上沒有動筆了）。《人民文學》編輯部的兩位編輯來到天津，向他約稿。1977年7月，他寫了《關於短篇小說》一文，發表於同年第八期《人民文學》，這是粉碎“四人幫”後，他發表的第一篇文章。緊接著，他又發表了《關於中篇小說》、《關於文學速寫》、《關於長篇小說》、《關於散文》等文章③。除了這些理論性的文字，在1977年，他還寫了《夥伴的回憶》、《保定舊事》、《在阜平》、《回憶何其芳同志》、《服裝的故事》等散文④，陸續在以後刊出。在粉碎“四人幫”後的頭一年，他就寫了這麼多，說明他的創作精力已經開始恢復過來了。以後，年復一年，他的創作勢頭有增無已，創作數量，幾乎逐年遞增。誰也沒有想到，在被迫擱筆多年之後，到了晚年，他的創作步伐忽然加快起來。

1978年10月，主持作協日常工作的李季，親自到天津來邀請孫犁赴京開會。“非我來，你是不肯出山的！”李季說。對於開會，孫犁確實向不熱心，這次有感於詩人的盛情，他慨然答應赴京，而且堅持一週，把會開完。

李季還是那麼善做工作，那天晚上八點多鐘，孫犁剛到旅館，還沒走進房間，就聽到他在狹窄嘈雜的走廊裡矛盾，它可以經過社會主義制度本身，不斷地得到解決；社，一邊走一邊大聲地說：

“我把孫犁請了來，不能叫他守空房啊，我來和他作伴！”他穿一件又髒又舊的軍大衣，依然談笑風生。會議期間，他發了言，而且很激動，像是和人爭論，講著講著，忽然臉色蒼白，要倒下去，吞了兩片藥，終於把話講完，第二天就病了。

孫犁的發言也是他安排的，他說：“你不常參加這種場合，人家不知道你是什麼觀點，講一講吧。”

孫犁同意了。他講得很短，題目是《奮勇地前進、戰鬥》①。開頭他就規勸李季要節制感情，他說，大激動，大悲哀此類推，萬物無所差別，“天與地卑，山與澤平”。其學說與，大興奮，大歡樂，都是對身體不利的。然而他也明白，不如此又何以作詩，何其為詩人？

然後，他就正式開始了他的發言：我很少到北京來，這次主要是來看望同志們。……

作家就其天良來說，沒有不願為黨為人民多寫一點東西的。就像在陽光雨露下，禾苗花草沒有理由不茁壯生長一樣。作品需要生機。“四人幫”破壞了這個生機。他們處心積慮地想摧毀我們的黨和我們的國家，他們想用封建的愚民政策，把廣大人民置於他們奴役之下。他們必然想到了文藝及其作家對他們罪惡行徑的障礙。

……

如何從思想意識、道德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