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震了起來。我從裡間跑到外間，鑽在寫字檯下。等不震了，聽見外面在下雨，我摸黑穿上雨衣、雨鞋，戴好草帽，才開門出去。門口和臺階上都堆滿了從房頂震塌下來的磚瓦，我要往外跑，一定砸死了。全院的人，都在外面。我是最後出來的一個人。

地震在史書上，稱作災異，說是上天示儆。……我甚至想，林彪、“四人幫”之流傷天害理，倒行逆施，達到了神人共憤、天怒人怨的程度，才引起的。

我這個人遇見小事慌亂，遇見大災大難，就麻木不仁，我在院裡小山上搭了一個塑膠薄膜小窩棚，連日大雨，不久，就又偷偷到屋裡來睡了。我想，震死在屋裡，也還算是“壽終正寢”吧。①兩年多以後，叫《地震》的這篇小說，終於寫了出來②。它說，1976年的7月，天氣奇熱，政治空氣也壓得人透不過氣來。他每天光著上身，搬把椅子，坐在北窗之下，喘息著吹吹涼風。院裡是輕易不去的，造反派的脾氣又發作了：一會兒喊打倒孔老二，一會兒喊反擊右傾翻案風。他好容易活著回來，住原來的房子，這也叫翻案。

正在這時，市裡又發生了一件匿名信要案，一直查不出結果。先是叫全市幾百萬人簽名化驗手跡，不但沒有查出，聽說匿名信又投了幾次。後來有人想出高招，縮小包圍圈：一、是有文化的人寫的；二、是不上班有時間的人寫的；三、是住寬綽房間的人寫的。三條的目標都很明確，是對著知識分子和老幹部來的。而報上天天登的，是黨內出了資產階級，要拆土圍子等等。這樣，他的家裡便常常有戶口警光顧。好在除了戶口警，家裡也沒有別的客人——……忽然在28日晚上，來了客人，還帶著一個小孩。客人一進門，就對孩子說：“這是你孫大伯，快叫！”

我才認出來的人是老崔。老崔和我是同縣，他住城西，我住城東。1947年，我在饒陽一帶工作，住在一個機關裡。他是那裡的炊事員，常照顧我吃飯。……

1949年進城，他在路上還給我們做飯。進城以後，不知為什麼，把他分配到了裁紙房，叫大鐵板砸傷了腿。1962年，機關又把他動員回鄉了。他走時，我不在家。聽我老伴說，他拉家帶口——老婆很精明能幹，四個小孩。城裡沒有吃的，覺得不如回家好。臨走時把借我的三十元錢還了，還送了我老伴一書包紅山藥。說真的，這一包山藥，在那時，也值十塊錢。我埋怨老伴不應該收他的錢……他平常沒有客，更少留客吃飯，今天要破例招待老崔一頓。吃飯中間，老崔問：“就一個人過嗎？”

“你嫂子去世了。”他說。

“這我聽說了。”老崔是個老實人，他放下筷子，抹了一把眼淚，“不是又續了一個嗎？”

“是續了一個。這幾年我一直境遇不好，人家也不願意來了。”

……

兩人談了半天，沒有一點兒好訊息，只有唉聲嘆氣而已。孩子走了遠路，對他們的談話沒有興趣，已經趴在桌上睡著了。這時已近10時，他打發他們到對過招待所去睡，隨後自己也碰上門，到後面屋裡睡去了。

我翻來覆去，一直睡不著。當我撩開蚊帳，抓起鬧錶，想看一看時間，記得是三點四十分，地大震了起來。最初，我以為是颳風下雨。當我知道是地震時，我從蚊帳裡鑽出來，把蚊帳拉倒了。我跑到前間屋子的南牆下，鑽在寫字檯下面。

我的房屋內部沒有倒塌，屋頂上的附屬建築倒了下來，磚瓦堆堵在門窗之下。如果往外跑，一定砸死了。

這時院裡已經亂作一團。我聽見外面真的在下雨。我想，既然沒有震死，還是把自己保護一下吧。

我摸黑穿上雨衣、雨鞋，戴上破草帽，開門出去……走下臺階，看見老崔正帶著孩子找他，“沒事吧？”他們互問平安。

“你看我挑的日子多好，”老崔苦笑著，“十四年沒來天津呀，天心也變了，人心也變了。我今天就買車票回去了。”他沒有留他。

地震之後，由造反派帶頭，院子裡的人們投入了爭奪磚瓦木料、搶佔地盤搭蓋防震棚的戰鬥。孫犁是“特殊人物”，他既無心、也無力與別人爭奪什麼，只搭了上面說的那個塑膠薄膜的小棚子。

這所宅院，原是吳鼎昌（曾任大清銀行總務局局長、《大公報》社長、蔣介石總統府秘書長等職）姨太太的別墅，院內小河石山，花木繁盛，有園林之美。房屋莊嚴、闊氣，都是木結構，正門門限上鑲著的那塊又厚又大的黃銅，就足有二十斤重。造反以來，糟踏得不成樣子了，花木刨損，鋼鐵賣錢，屋瓦頹敗，頂生茂草。只有小河石山，殘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