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屬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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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犁方面呢，就是當他生活在“幻夢”中的時候，心裡也還是清醒的，我們只要看看他的類似日記的“書衣文錄”，也就明白幾分了。《現存元人雜劇書錄》條下記著：“1975年3月17日燈下。有晚離不如早離之想。”二十天後，又在《許蚌學林》條下記著：“1975年4月7日燈下。其來也不意，其去也不解，如花如露，如影如幻。晚年脆弱，非幸遇也。”

《書衣文錄》的“跋尾”，記錄了這件事的結局：1975年，有同居於一室者離去，臨別贈言：“現在，階級關係新變化，得確信，老幹部恐怕還要被抄家。你在書皮上寫的那些字，最好收拾收拾。”

餘不以其言為妄，然亦未遵行之。後雖有被專政加強之跡象，幸無再抄家之實舉。……嗚呼，巢居者察風，｜穴處者慮雨。彼人可謂居不忘危，擇枝而棲者矣。①做為他生活中的一個小小插曲，這一件事也過去了。為了把這件事忘得乾淨一些，上面說的那五冊本來儲存得很好的“兩地書”，他都填進了爐子：“這些信件，真實地記錄了我那幾年動盪不安的生活，無法傾訴的悲憤，以及只能向尚未見面的近似虛無飄渺的異性表露的內心。一旦譭棄了是很可惜的，但當時也只有這樣付之一炬，心裡才覺得乾淨。潮水一樣的感情，幾乎是無目的地傾瀉而去，現在已經無法解釋了。”在這件事上，他還是一個想得開的樂觀的人，他也不認為這些信虛擲了時間精力：“自從‘文化大革命’開始，斷絕了寫作的機會，從與她通訊，才又開始了我的文字生活，這是可以紀念的。這些信，訓練了我久已放下了的筆，使我後來能夠寫文章時，手和腦並沒有完全生疏、遲鈍。這也可以說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吧。”①

“解放”以後

說到寫作，他在被“解放”以後，有人幾次勸他：“寫點東西吧，亮亮相吧。”他說：“不想寫了，至於相，不是早已亮過了嗎？”他指的是運動期間，不只身受凌辱，而且繪影圖形，傳檄四方。“老實講，在這一時期，我不僅沒有和那些幫派文人一校短長的想法，甚至恥於和他們共同使用那些鉛字，在同一個版面上出現。”②他不寫，他要思考一下。後來證明，他的思考正是一種寫作的準備。

他想到了司馬遷，那樣一位天才的，能把三皇五帝以來的歷史勒成一家之言，指論得失，成為天下定論的人，竟因一語不投，下於蠶室，身被腐刑；他描繪了那麼多人物，難道就沒有從他們身上吸取任何一點可以用於自身的經驗教訓？

還有班固，他寫了可與《史記》媲美的《漢書》，特別評論了他的先驅者司馬遷，他的評論何等有見識；可是，他竟因委身於一個武人而落得瘐死獄中，對於自己，又何其缺少先見之明啊！

自然，他也想到了自己那一代人走過的文學道路，想到了自己和夥伴們在不同時期獻身文學事業的熱情。想來想去，終於想出了一些頭緒：患難餘生，痛定思痛。我居然發哲人的幽思，想到一個奇怪的問題：在歷史上，這些作者的遭遇，為什麼都如此不幸呢？難道他們都是糊塗蟲？假如有些聰明，為什麼又都像飛蛾一樣，情不自禁地投火自焚？我掩卷思考。思考了很長時間，得出這樣一個答案：這是由文學事業的特性決定的。是現實主義促使他們這樣幹，是浪漫主義感召他們這樣幹。說得冠冕一些，他們是為正義鬥爭，是為人生鬥爭。文學是最忌諱說誑話的。文學要反映的是社會現實。文學是要有理想的，表現這種理想需要一種近於狂放的熱情。有些作家遇到的不幸，有時是因為說了天真的實話，有時是因為過於表現了熱情。①“解放”以後，他被允許到報社文藝組上班。此時，大樓內外已經變得破敗、凌亂而擁擠，不過，人們倒也從前幾年的狂亂、疑忌狀態中漸漸恢復過來。

好的辦公桌聽說都叫進來佔領新聞陣地的人佔領了，他自己找來一把椅子，在一張破桌前面坐下來。組長向全組宣佈了他的工作：登記來稿和覆信。並鄭重交代：不要把好稿退走。他覺得組長對他還過得去，只是擔心他中封資修的毒太深，不能鑑賞幫八股的奧妙，容易漏掉好稿而已。

他很清楚，他現在做的是文書或見習編輯的工作。他開始拆閱來稿，進行登記。在他看，較之前些年，稿件質量大大降低了。大多數作者極不嚴肅，文字潦草，內容雷同，語言呢，都是抄報。照組長說的，他把退稿信寫好，連同稿件推給旁邊一位同事，請他複審。

這樣工作了一段，倒也相安無事。只是每當他閒下來，坐在窗前的沙發上休息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