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剛從群眾中回來，這些年，我一直在群眾中間，不能也不敢稍離。”

“他們可能不瞭解你，不知道你的價值。我是知道你的價值的。”

“我價值幾何？”他有些自嘲了。

“你有多少稿費？”

“還有七、八千元。”

“不對，你應該有三萬。”她準確無誤地說出這個數字，使他大吃一驚，認為她是一個仙人，能未卜先知：“正如你所說，我原來有三萬元稿費，但在‘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眾說我是資本家，說五個工人才能養活我一個作家，我為了保全身命，把其中的大部分，上交了國庫。其實也沒有得到群眾的諒解，反而證實了我的罪名。這些事已經過去，可是使我疑惑不解的是，閣下為什麼知道得這般清楚，你在銀行工作嗎？”

她笑了：

“這很簡單，根據國家稿費標準，再根據你的作品的字數和印數，是很好推算出來的。上交國庫，這也是無可非議的，不過，你選擇的時機不好，不然是可以得到表揚的。現有多少無關，我想和你在一起生活。”

我望之若仙人，敬之如神人，受寵若驚，渾身戰慄，不知所措。

“不要激動，我知道你的性格。”她做了一個溫柔的動作。共同生活以後，他發現：“這位女同志，不只相貌出眾，花錢也出眾，我一個月的工資，到她手中，幾天就花完了。我有些擔憂了，言語之間，也就不太協調了。”

有一天，她又提出了問題：“你能毀家紓難嗎？”

“不能。”

“你能殺富濟貧嗎？”

“不能。那只有在農民起義當中才可以做，平日是犯法的。”

“你曾經捨身救人嗎？”

“沒有。不過，在別人遇到困難時，我也沒有害過人。”“你使我失望。”她嘆了口氣。

我內疚得很，感到：我目前所遇到的，不僅是個仙人，而且是個俠女！小子何才何德，竟一舉而兼得之！

後來冷靜一想，這些事她也不一定做得到吧？如果她曾經捨身救過人，她早已經是個烈士，被追認為黨員了……

但我畢竟在她的豪言壯語下屈服了。我有很多小說，她有很多朋友，她的朋友們都喜歡看小說，於是我屋裡的小說，都不見了。我有很多字帖，她的朋友好書法，於是，我的字帖又不見了。

後來，她又指著他的四木箱三希堂法帖說：“老楚好寫字，把這個送給他！”

“咳呀！”他為難了，“聽說這東西，現在很值錢呢，日本人用一臺彩色電視機，還換不去呢！真可以說是價值連城呢！”“你呢呢嘛？吝嗇！”

吝嗇？這兩個字，他很想不通；事實是，他屋裡的東西越來越少了，錢包越來越空了。不過，他儘量反躬自省：……我可能是有些小氣，隨著年齡的增長，對生活的態度，越來越煩瑣起來，特別注意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舉例說罷，一件衣服，穿得掉色了，也不願換件新的。一雙鞋子，穿了將近五年，還左右縫補。吃飯時，掉一個米粒，要揀起來放在嘴裡，才覺心安。朋友來的書信，有多餘的白紙，要裁下來留用。墨水瓶剩一點點墨水，還側過來側過去地用筆抽吸。此非大丈夫之所為，幾近於窮措大之舉動。

又回想，所讀近代史資料，一個北洋小軍閥的軍需官，當著客人的面，接連不斷把只吸了幾口的三炮臺香菸，擲於地下。而我在吸低劣紙菸時，尚留戀不到三分長的菸頭，為陳大悲的小說所恥笑。如此等等，恭聆仙人的玉責，不亦宜乎！

但又一轉念：軍需官之大方，並非他從老家帶來，乃是剋扣戰士的軍餉。仙人剛到此地時，夜晚同我散步，掉了五分硬幣，也在馬路上尋覓半天，並未見大方之態。今之慷慨，乃慷敝人之慨也……生活不如意，“仙人”離去了，他也從夢中醒來，這是1975年。

知道內情的人都明白，他寫的不是“幻覺”，是真實，甚至包括細節。

北京的一位朋友（他初中時候的同班同學）也認識張同志，幾次徵求孫犁的意見，要給她寫信，想挽回局面。孫犁告訴他：“人家已經把東西拉走了。”他說：“拉走東西，並不證明就不能挽救。”孫犁還是沒有同意他寫信。這位朋友是蠡縣人，年輕時長得漂亮，性格溫和，孫犁好和這樣的人交朋友。他後來曾任中共中央宣傳部秘書長，1957年因為替某作家說了幾句話，被錯劃為右派。平反以後，當了中紀委的常委，報上登過他的照片。他當時雖然還不具有這樣顯赫的地位，要使“幻夢”重圓，也並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