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任進來了，肆無忌憚地向他投以怒視和睥睨的目光。孫犁仍舊坐在那裡，既無戚容，亦無喜色。這些年他已經鍛鍊得對外界境遇麻木不仁，主任的功算是白做了。

同組有位相熟的女同志，好心地把他叫過去，對他進行幫助。她和藹地說：

“你很長時間在鄉下勞動，對於當前的文藝精神、文藝動態，不太瞭解吧？這會給工作帶來很大困難。”“唔。”

她桌上的小木匣裡碼著厚厚的一疊卡片，說話間拿出一張念給他聽，原來是林彪和江青的語錄。

他不知道她是怎麼想的，只見她天真的臉上，顯得非常嚴肅認真。等她把所有的卡片講解完畢，孫犁又回到他的座位上去，陷入沉思之中了：古代的邪教，是怎樣傳播開的呢？是靠教義，還是靠刀劍？世界第二次大戰之初，為什麼又有那麼多的人，跟著希特勒這樣的流氓狂叫狂跑？除去一些不逞之徒，唯恐天下不亂之外，其餘大多數人是真正地信服他，還是為了暫時求得活命？①沒有答案。在食堂吃罷午飯，回到辦公室，擺好幾張椅子，枕著一捆報紙，他睡下去。幾年來，一直過著非常生活的他，這就是一種享受了。天氣漸漸冷起來，他身上蓋著那件當年由延安回家時穿過的日本軍官的黃呢斗篷。這是抗戰時期的戰利品，由夥伴那裡得來，現在也已破舊了。他不免觸景生情：“在那樣殘酷的年代，在野蠻的日本軍國主義面前，我們的文藝隊伍，我們的兄弟，也沒有這幾年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毒害下，如此慘重的傷亡和損失。而滅絕人性的林彪竟說，這個損失，最小最小最小，比不上一次戰役，比不上一次瘟疫。”②

他感到壓抑。再說，像這種日子，也近於無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