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過程中不斷分化；其形式表現為研究所。隨後；研究所內又出現了次級團體；它們主要就社會議題如社會公正等展開討論。這些研究所可以歸納為兩類；一類為“基於顧客”的政策研究；另一類作為非營利企業首先致力於研究而不是政策諮詢。

中國的“獨立”諮詢機構大多具有兩個功能。一個例子是“天則經濟研究所”；這個諮詢所成員既有來自政府和大學的成員；又有來自企業的顧問。其資金來源於國際捐助者和諮詢收入。該所創立者之一茅於軾以前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工作；並從事非洲能源方面的顧問工作。茅於軾和該所的大多數創辦者在政策精英層內建立起傳統式的網路；不僅維護它；而且也把專家意見擴散到政治決策過程中。除了經濟研究；該所還經常舉辦學術交流會；如環保主題、村民自治和社會福利；這些學術交流會也適用於政策諮詢。

透過國外基金的資助（主要是福特基金和國家*基金）；有可能創立一個“民間”的空間；在此聯合起來的知識分子可以保持制度上的獨立；而不需要依賴掛牌組織。這樣的智囊團建立在政策諮詢所寬容的夾層空間。在這裡；有才華的知識分子比較務實和關注結果；他們拒絕繼續在思想和理論上進行爭論；而且被認為是“知識型企業家”。他們實施政府專案；和地方政府合作；向政府提供服務；促進政治改革；但政府不用發工資。其結果分為兩個方面。一方面對國家的依賴減少；可以從事相對不受控制的工作；另一方面；中國急需的知識精英在行動上的合作卻繼續弱化了。為了獲得國外的資助；知識分子的NGO之間或者更有可能是研究所和環境與政治發展NGO之間的競爭加劇。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中國公民社會：現在與未來（10）

*中央黨校是一個思想和知識分子交流的地方；它也必須像研究所那樣在市場上與培訓機構競爭；並試圖提高青年研究者的吸引力。這種國際化和職業化趨勢在許多中小國有研究所中有所體現。如2002年建立的“中央編譯局比較政治與經濟研究中心”是*中央編譯局下設的研究機構；該機構與中央黨校合作啟動了一個服務地方政府的特色研究專案“中國地方政府改革與創新”。目標之一是為“善治”設計和支援新的標準。選拔委員會的評選標準是；改革程式是自願的；不需要按照上級機關的意圖進行；這向*政治邁出了重要的一步。城鄉的競選組織者特別引人注目；它們是經濟領域內新的管理組織；是考核和監督領導幹部經濟活動的機構。這樣巨大而又昂貴的專案自然只有與黨組織合作才能進行。由此推知；這些專案被用於對外展示*化方式；但又取決於專案領導的創造力；因此這樣的專案實際上也導致更多的透明度、參與和組織改造。

其他研究組織透過“個人的橋頭堡”與次級政治組織進行合作；如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就和外貿部關係密切。這些“橋頭堡”常常扮演研究所的中介人和組織者角色；因為研究所內的同仁很少有機會相聚；而它們能使來自不同城市和機構的同行相聚在一起；並利用這種方式建立有效的思想傳播與實施渠道。

非正式的研究所可能與高層政治決策領導建立鬆散的聯絡。例如；北京和上海批評現代化的討論群體就很有影響；因為他們闡述、分析和譴責日常問題、社會弊端和醜聞；但並不提出具體的解決建議。他們關注失業工人、貧困農民、*、環境保護、道德衰落、個人主義、享樂主義、關愛他人與責任等議題。

這些例子表明；中國內部正式和非正式的行為體已經開始行動；甚至爭取成為不同利益集團的候補資格。同時；人們把發起人理解為利益集團代表的代理者組織。由此；政策諮詢用於建立必要的公民社會結構。在社會轉型過程中；知識分子對參與機構和從事政治啟蒙工作的責任心可以促進社會經濟的一體化。

中國的基層選舉和村民自治的影響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由居民選舉村和部分地區的鄉領導作為政治改革的基礎非常有效。改革過程首先從農村開始；試驗成功後向城市轉移；因此選舉過程一般先在農村開始試行；後來擴大到城市居民委員會。20世紀50年代初在城市居住區開始建立的城市居委會重新改變結構。最重要的原因是單位結構的侵蝕、居民流動性增加、城市貧困和失業的增加以及缺乏私營經濟的組織結構。此外；還有家庭和價值觀的蛻變以及社會和公共安全的影響。

與以前不同；基層選舉提高了居民的參與程度；增強了村委會和居民委員會的合法性；也有利於強化農村或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