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多以上層人物的活動為中心，所以必然是各族戰爭多，而民族間的和平往來少。這是我們必須理解的。

一、羌族

羌族是同華夏族一樣古老的民族。《史記》卷15《六國年表》言：“禹興於西羌”，《後漢書》卷87《西羌傳》言：“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別也。其國近南嶽，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關之西南羌地是也。諸如以上的傳說可信程度如何？尚難斷定，不過可以看出羌族與姜姓有血胤關係。羌人從遠古即與華夏族同處於今黃河至長江兩流域之間，是無可置疑的。殷墟卜辭有大量涉及羌人的記錄。當時商王朝稱羌人中的男子為羌，女子為姜，卜辭中有殷王娶羌女為婦的事；也有羌人在商王朝供職的記述。武王伐紂時，周軍統帥呂尚“本姓姜氏”，即人熟知的姜太公。

當戰國初秦厲公時（前476—前443年），居住在今甘肅青海河湟地區的羌人推無弋爰劍為豪。該地區羌人原以射獵為生，爰劍教之種地和牧畜，於是種人日益繁殖。爰劍的子孫後多往今甘南和川西北遷移，留在河湟間的有二十六種，以爰劍玄孫研所部為最強，其種即以研為名。西漢景帝徙研種於狄道、安故、臨洮、氐道及羌道各縣。武帝開河西四郡後，羌人擺脫了匈奴的役使。宣帝時，先零羌攻金城，為將軍趙充國擊敗，漢設金城屬國，以處降羌。此後直至王莽代漢，漢羌之間大致保持著相安無事的關係。

王莽末，中原戰亂，諸羌乘機向內移動。東漢時，羌人與漢人雜居者更多。東漢初期，羌人與漢朝的摩擦與戰爭尚不嚴重，至和帝即位前後，羌人與漢朝的戰爭開始頻繁起來。從此以後至漢靈帝建寧二年（169年），段熲把東羌鎮壓下去，前後共八十餘年間，見於史冊的戰爭有三十餘次，耗費巨大。至於人民生命財產的損失就更不用說了。無怪乎范曄在《後漢書》卷87《西羌傳》論曰：“惜哉！寇敵略定矣，而漢祚亦衰焉。”《西羌傳》載建武九年（公元33年）班彪給劉秀上奏說：

今涼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髮左袵，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數為小吏黠人所見侵奪，窮恚無聊，故致反叛，夫蠻夷寇亂，皆為此也。

班彪以上的話不是憑空道出，而是他從歷代“蠻夷寇亂”的事實分析概括而得的結論。范曄在《西羌傳》中也說：

時諸降羌，布在郡縣，皆為吏人豪右所徭役，積以愁怨。安帝永初元年夏，遣騎都尉王弘發金城、隴西、漢陽數百千騎徵西域，弘迫促發遣，群羌懼遠屯不還，行到酒泉，多有散叛。諸郡各發兵徼遮，或覆其廬落。於是勒姐、當煎大豪東岸等愈驚，遂同時奔潰。

諸如以上之類的事實多是封建時代少數民族反抗統治階級壓榨的起因。不過，班彪的上言還未敢指出統治階級上層有權勢者最是招致禍亂的罪魁禍首。范曄在《西羌傳》則論曰：

朝規失綏御之和，戎帥騫然諾之信，其內屬者，或倥傯於豪右之手，或屈折於奴僕之勤。

由於范曄是劉宋時人，所以他論述漢事，能暢所欲言，而不必像班彪那樣有所諱避。范曄指責朝廷決策者既不講求和撫，而頻繁徵發羌人當兵服役。將帥對羌人也多欺凌訛詐，羌人飽受官吏豪強的役使和折磨，至於精疲力竭。當時討伐羌人的將帥，不僅驅使漢人打羌人，而且也往往誘使羌人當兵打其他少數民族或羌人。將帥本身則“斷盜牢稟，私自潤入，皆以珍寶貨賂左右（指皇帝親信之人，如宦官、外戚等），上下放縱，不恤軍事，士卒不得其死，白骨相望於野”。邊郡長官則“多殺降羌……倚恃權貴，不遵法度”。有的縣吏略羌人婦，以致引起羌人反抗。如同《後漢書》卷65《皇甫規傳》言：“酋豪泣血，驚懼生變，是以安不能久，敗則經年”。其實，羌人並非不知是非好歹，而一味“入寇”、“殺掠”。比如皇甫規和張奐都是以鎮壓羌人而出名的將帥，但“先零諸種羌，慕規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史言：“羌性貪而貴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財貨，為所患苦，及奐正身絜己，威化大行”。從羌人愛戴清官而仇恨貪吏這一品性而言，他們實不愧為一個純樸而富有朝氣的民族。史書上屢有某羌寇某地的記述，而不書其所以“為寇”之由。應該說作祟者主要為漢“吏人豪右”和朝廷權貴。當然，羌人酋豪在反漢鬥爭中也有過分殺掠無辜漢民的行動。特別是諸羌之間的相互火併，也給各種羌民造成巨大災難。總而言之，釀成民族糾紛和仇恨的是漢羌上層統治層，而受殃害的是各族人民。

作為羌人根據地的黃河上游、洮水及湟水地帶，古時森林繁茂，禽獸眾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