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那封集體簽名信摸了出來。我一摸，覺得信寫得太長了，建議由他簡述幾句信的內容，由我記錄並加上自己的簽名，放在全信之前，算是對他的幫助。 這事不到五分鐘就做好了，我就扶著他，找附近的一個郵局寄走，然後送他上車。 材料組的人聽我說完，點了點頭，表示事情的經過與他們已經去找過的沈立民的敘述完全一致，但又補充說：“問題是馬天水真的收到了這封信，還作過批示。現在他出了問題，這事也就成了事兒了。” “但無論如何，這是車間工人的集體簽名信啊！”我說，“他們給市政府分管工業的領導人寫信，說說車間主任的事，怎麼就成了‘小報告’？他們前幾年怎麼知道馬天水後來會犯錯誤？” 材料組的人說：“事情清楚了就好。” 我想，事情總算過去了。這件事，最清楚不過地說明了“瞎子摸象”這個成語的含義，到時候還要與車部長辯論一番。 我猜，車部長知道真相後一定會哈哈大笑，然後問我：“你說，那位失明的殘疾人是摸著牆找到你家的？” 我點頭。 於是他調侃自己：“那就對了，他是瞎子摸牆，我是瞎子摸象！” 誰知，一切都不如我的預想。在這樣的政治運動中，一個人只要有一個小小的疑點被審查，立即就會引來大量的揭發信。這就是政治運動中的所謂“黑子爆炸”效應。 一個月後，我被通知：還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說清楚。 由於從那封集體簽名信到這次“更重要的事情”，都以撲朔迷離的方式出現，我頓時在人們的竊竊私語間名播遠近。&nbsp&nbsp＇返回目錄＇&nbsp&nbsp

隱秘的河灣（8）

我見不到車部長了。出現在我眼前的是另一位老人：馮崗先生。 馮崗先生是一位資深的文化官員，上海老一代新聞界朋友都知道他。他代表領導部門找我談話。 我以前沒見過他，卻早就知道他，因為他是我的同系不同班的同學馮慧的爸爸。聽說在“文革”中也受過很多苦，後來也進入了寫作組系統。清查運動開始以後，寫作組系統中像馮崗先生這樣的老幹部都全部成了清查領導成員。他們手下有一批“骨幹”和“積極分子”，實權在那些人手裡。 馮崗先生自己是文人，又經常被審查，再加上秉性善良，因此見我的第一眼就充滿了同情。 握完手之後，他又把另一隻手合過來，捧著我的手好一會兒，這是他不出聲地表達同情和關愛的辦法。他在請我落座前又親自將那把本來已經擺得好好的椅子搬移了一下，扶著我的肩膀讓我坐下，然後又給我泡了一杯茶。最後，坐定，他才長時間地盯著我，輕聲問一句：“弄清楚了沒有，怎麼被審查了？” “總不會還是那封信吧！”我說。 “你啊！”他說了聲，搖搖頭，不再說話。 看得出，他在猶豫，要不要今天就“啟發”我。 也看得出，他終於下了決心。 他把自己的椅子往前頓了頓，問：“你，有沒有——防擴散的言論？” 經過“文革”的人都知道，所謂“防擴散言論”是指議論毛澤東主席的言論。這種言論一旦有人揭發就嚴封密裹，連一般專案人員也不可偷看，哪個負責人看到了更是嚴禁複述，如果複述，他也犯了罪，因此叫“防擴散”。這種案件的麻煩就在於不可複述，很多人被關押審查了十年，人們也全然不知道他到底說了什麼話。 我的腦中轟然一聲，自知陷入了一個黑洞。 我在這方面自然說過一些話，但哪幾句被揭發了呢？如果交代得多了，不是增加了黑洞的深度？在此我要深深地感謝馮崗先生，他以違反清查紀律的方式，“啟發”出了我“議論”毛澤東主席的兩句話。 馮崗先生還建議，把產生這兩句話的思想過程寫一下，有個“緩衝”。我照他的意思，寫了一份思想彙報。 從此，從車部長開始，上海宣傳文化系統一次次清查工作動員報告中，都有了一項“有人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提法。開始我還以為說別人，有一次報告正說到這裡，遇到了馮崗先生閃電般投來的目光，我一怔，心想這就是說我了。馮崗先生瞥了我一眼，是好心地觀察我是否經受得住。 成了全市典型，事情就很不妙，據報道，前不久有的省還在處決“反對毛主席”的人。我有點擔憂了，便向清查組提出，那份思想彙報記憶有誤，需要補充修改。修改時，我把“毛主席對‘文革’錯誤應負很大的責任”改成了“應負相當的責任”，以為“相當”有彈性，定案會輕一點。但正是這個改動，又使我成了清查運動中“態度不好”的典型。 “其實我是隨口說，哪裡記得是說了‘很大’還是‘相當’。那個揭發的人，就能保證？”我對馮崗先生抱怨。 “那你一開始就交代‘相當’，不就好了嗎？”馮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