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疑惑感消退了，接著又顯得侷促不安起來。奧德麗開始發笑，瑞德和我也跟著笑了起來。執行任務時拖家帶口是違犯聯邦調查局規定的，瑞德不可能想象在調查大案時我會讓老婆來看自己。

5月底，就在奧德麗和我此後在酒店裡美滋滋地享受生活的時候，凱利局長給我打來電話。那個殺死帕爾馬的人被發現死在自己的車裡，汽車頭朝下漂浮在河中。沒有發現謀殺的證據，該縣的驗屍官裁定為意外死亡。不管怎樣，這件事總算結束了我呆在堪薩斯的日子。胡佛沒有批評我在這個案子上的表現，也沒提到我妻子的事，但我肯定他知道她和我在一起，他不會閉目塞聽的。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麼就我所知，這是他僅有的一次在違規問題上視而不見。

人們可能會嘲諷我的無能，嘲諷我沒能在事情自行解決之前擺平帕爾馬謀殺案。不算上廣告時間，電視裡的埃弗雷姆·津巴利斯特在六十分鐘以內就能解決這個案子，其中還會有一兩場槍戰。到今天，按照我的看法，匪幫幹掉殺害帕爾馬的兇手就是要讓聯邦調查局離開該城。

如果我確實受到胡佛眷顧的話，這可能與我1965年初的一次排障行動不無關係。4月，多明尼加共和國軍隊發動了叛亂，企圖推翻唐納德·卡布拉爾領導的現任文官三人領導機構，以奪回流亡海外的前總統、左翼分子胡安·博施失去的政權，多明尼加共和國隨後暴發了全國革命。林登·約翰遜總統對此嚴重關切，並派遣海軍陸戰隊進入該國，名義上是保護美國公民和美國人的財產。

總統要求得到全面和最新的戰況情報，這是情報系統所不能提供的。這就到了胡佛施展拳腳的時候了。暴亂的第三天，局長向總統遞交了一份情報概要，概述了左翼叛亂分子在第四天將要採取的行動。事情的發展印證了聯邦調查局獲得的內部情報，胡佛得以繼續向總統提供預見性情報，揭露叛亂分子的構想和計劃。總統大喜過望，而對胡佛而言，這算得上是聯邦調查局的一項值得炫耀的戰果了。順便提一下，這種情報源源不斷的取得正是得益於可靠的調查程式。

博施住在波多黎各，透過電話發號施令。每天夜晚，他會花上兩個小時與聖多明各的同黨謀劃策略。在取得胡佛和司法部長的批准後，聖胡安分局主管###·艾斯提爾在博施的電話上裝了一個竊聽裝置。結果聯邦調查局特工錄下了那些革命戰略會議的每一句話。這種情報經過綜合整理就傳送給聯邦調查局總部，再傳給總統和情報系統，使約翰遜得到其革命行動的準確和預見性情報。

可是，由於從聖胡安到華盛頓的情報傳送發生延誤，聯邦調查局的情報質量開始下降。面對這種被動局面，胡佛召開了會議，與會者有克萊德·托爾森、艾倫·H。貝爾蒙特（負責所有調查行動）、德科·德洛克（負責與白宮聯絡）和我。胡佛舉了幾個聖胡安分局延誤情報的例子，然後斬釘截鐵地說：“我不允許再發生這類事故。”托爾森估計可能是聖胡安分局的特工5點半就回家了。貝爾蒙特為那些特工進行了辯解，還說那是個複雜的問題。就在這時，格里小姐走進房間。她手裡拿著一份發自聖胡安的最新電報，電報相當簡短地概括了博施與其同黨的電話談話內容。這是十八小時以前發生的事情。胡佛讀到這份電報時，頓時氣得臉紅脖子粗。想到總統看到它時至少會過去十九小時，他就把目光轉向了我。

“費爾特，我想你得去聖胡安一趟了，看看到底是怎麼回事。得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來消除這些該死的延誤問題，延誤了這麼久的情報一文不值。”我推測聖胡安分局可能還需要一臺加密機器。

“我希望明天就得校正過來。”胡佛草草地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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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佛的執行人（6）

我陪著貝爾蒙特走向他的辦公室，他這時向我簡要說明了聖胡安的工作流程。竊聽到反叛者的談話後，得將西班牙語翻譯成英語，為了準確起見還要檢查兩遍。從聖胡安傳送到華盛頓後，加密資訊得在這裡進行解密，還得耽擱一陣子。

次日凌晨三點十五分抵達聖胡安時，我在機場見到了分局主管沃利·艾斯提爾。我們驅車直接前往分局辦公室，他在路上向我全面介紹了情況。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沒有付諸努力。艾斯提爾平均每天要加班八個小時，其他人也是如此。我在辦事處調查情況時，我確信在加快監聽資訊轉換上沒有更多的辦法可想。二戰時的老式編碼裝置儘管安全，但使用起來十分不便，這是造成延誤的另一個原因。

最大的一個問題就是無線電傳送。聖胡安分局只有一臺發射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