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線電報務員用莫爾斯碼一次一個字母地敲出資訊。兩名報務員晝夜不停地使用這臺發射機，卻還是不能滿足通訊需求。

在無線電室，我發現一件像小型計算機的裝置。“這是什麼？”我問無線電報務員。

“那是我們的新式編碼機。”

“你們為什麼不用它？”

他解釋說他們正在等配件，好將它接到無線電發射機上。

“它效能如何？”我問道。

“它比舊裝置的效能要優越得多，”那名報務員說，“你在這端敲打資訊，這種機子就會自動將其編碼。另一端同樣的一臺機子邊接收邊進行解碼，資訊接收完畢，解碼也就結束。這就像用電傳打字機一樣。”

“現在有什麼辦法用上它？”

報務員想了想。“如果把它連在租用電話線上的話，我們就可以用了。”

“我們現在為什麼不這麼做？”

“這會違反國家安全域性的規定。在專用鉛襯室建成之前，我們還不能讓它工作。這可能會危及我們的安全。我們只是不能用它而已。”

回到艾斯提爾的辦公室，我告訴他：“如果貝爾蒙特同意的話，我們就安排一條租用電話線，再將新式編碼機連到上面。”

艾斯提爾皺著眉頭。“國安局的規定怎麼辦？我們把它放在哪兒？”

“沃利，我們得把它連到租用電話線上，只要你認為最方便的地方，放在哪兒都行。我不在乎你是不是挨著你的桌子放。現在是非常時刻，我們不要過多地考慮那些規定。”①　此事為我們提供了展示調查“水門事件”的馬克·費爾特辦事風格的一個早期案例：摒棄不必要的繁瑣規定而敢於謹慎冒險。——原版編者注

我們給貝爾蒙特打電話，他表示同意，並答應在他那一端安排連線。我向他保證，新機器會在當天運轉起來。那天下午晚些時候，租用電話線接了進來，編碼機就開始全速運轉。到了午夜時分，大批積壓的情報概況就傳送到聯邦調查局，其資訊隨即被解碼譯出。這臺編碼機堂而皇之地安放在特工工作室的中心位置，而我可以肯定它不會危及安全。瓶頸被打破了。正如胡佛所要求的那樣，我用一天時間就完成了自己的任務。

聯邦調查局和中央情報局之間的另一次失和起因於多明尼加危機。中央情報局本該全權負責美國本土以外的情報蒐集工作。但約翰遜總統對中央情報局在多明尼加共和國的表現感到失望，卻對聯邦調查局深感滿意。讓中央情報局窘迫不已的是，總統命令胡佛在多明尼加共和國首都聖多明各籌建一個辦事處。為了勸說白宮關掉這個辦事處，胡佛幾乎花了兩年時間。

這些狂風驟雨的陰雲並沒有遮斷我展望未來的視線。就在我離開波多黎各前夕，胡佛打來電話特准我做一次短期休假。

“多久？”我問。

“別推辭了，費爾特。”他回道。我給奧德麗打了電話，她欣喜地接受我的邀請飛到聖胡安來度週末。

20世紀60年代：激進分子的進攻（1）

到了20世紀60年代中期，胡佛已讓整整一代美國人對聯邦調查局尊崇有加，將其視為法律與秩序的終極保衛者。律師出身的特工以冷酷無情的專業技巧加入追捕案犯的行列；西裝革履的探員在電視劇中大出風頭，令那些紛紛寫信函購少年探員徽章的青少年崇拜至極。聯邦調查局是權力機構的中流砥柱，在動盪的20世紀60年代，它開始受到衝擊。在那個示威遊行不斷的年代，聯邦調查局和胡佛成為美國高校新左派運動的主要目標。左翼分子歇斯底里地將聯邦調查局比作克格勃，這種錯誤論調瀰漫到媒體中間，那些越發受到蠱惑和激怒的輿論領袖就更是放聲聒噪。隨著我們國家反應過度的傾向不斷蔓延，鐘擺開始從對聯邦調查局所作所為的全盤認同擺到全盤否定上來。

令聯邦調查局形象受損最嚴重的時刻終於在1971年3月8日深夜到來，事情發生在賓夕法尼亞州的一個恰好叫米堤亞（Media，同“媒體”）的小鎮。聯邦調查局駐當地機構被人闖入，一千多份政府秘密檔案被竊。米堤亞入室盜竊案的起因源於數月前的1970年11月19日，當時胡佛在眾議院撥款小組委員會做出宣告，要求招募更多的特工人員。胡佛拒絕屈就政治和媒體的意願，將倍受尊崇的殊榮給予他視為是罪犯和莫斯科朋友的左翼激進分子。他的一些宣告在秘密會議中被宣讀過，但一個引起轟動的部分卻被公開曝光：

有個例子最近已浮出水面，它與東海岸一個無政府主義組織的早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