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象的自由——民主原則的高度時，我不能站在自己民族的命運之外。　這並不意味著要使我的思想和行為與蘇聯大使館管理處相一致，經常環顧它來進行思考與寫作。　當愛國者聯盟——起初是愛俄國，後來是愛蘇聯——宣稱無保留地接受蘇維埃政權和蘇俄制度時，使我很憤怒。人不應當對任何政權都無保留地接受，這是奴才狀態。人不應當在任何力量面前垂首，這不配作一個自由的實體。　在１９４４年１１月由作家聯盟邀請，在俄國愛國者聯盟的處所我作了題為“俄國的和德國的思想”的報告，報告得到了很大的成功，是我所有的報告中最好的。　這與愛國的高潮正相符合。　後來我在《俄羅斯愛國者》（青年作家團體加入其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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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重的年代（１９４９—１９４６年的補充７５３

發表了《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的變換》的文章，它使某些俄國僑民感到難堪。　與我接近的朋友的圈子有了大的改變。　在我的住所裡開始經常出現青年（相對年輕的）的作家，我對他們很有好感，這些人過去並沒有來過，過去來的一些年輕的俄國人接受了蘇維埃專制制度。　我和神學研究所團體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分歧，宗教的和政治的分歧。　我和蘇聯大使館沒有任何直接的關係，我感不到有什麼這樣的需要。但是，有些從蘇聯大使館來的蘇聯人到我這裡來，我以很大的興趣向他們打聽俄國的事情。　我與一些年輕的蘇聯外交官的會見給我留下很好的印象，最令人愉快的是和一位蘇聯作家的會面，這位作家經常到我這裡來。這是很招人喜歡和很有才幹的人。俄國給了他很強烈的印象，俄國對他來說就是宗教。　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與他格格不入。　他的命運是悲劇性的。　當他告訴我所有的俄國人民不僅閱讀偉大的１９世紀俄羅斯文學，而且具有對普希金和托爾斯泰的真正崇拜時，我感到非常驚訝。但是，我還有痛苦的感覺。　我在歐洲和美洲，甚至亞洲和澳洲都很知名，我的論著被譯成很多種語言，很多人寫了論述我的文章，只有一個國家幾乎不知道我——這就是我的祖國。這是俄羅斯文化傳統中斷的標誌之一。　在經歷了革命之後又迴歸俄羅斯文學，這個事實具有很大的重要性。　但是，也還不可能復興俄羅斯文學，因為佔統治地位的辯證唯物主義阻礙著這一切。　哲學處於很不利的地位，沒有自由思想。　可能准許我回到俄國，但是在那裡我能幹什麼呢？迴歸祖國問題對我是十分痛苦的。　正是哲學家回到俄國沒有意義。　當我想到俄國時，心裡滲出了血。　而我是常常想念俄國的。　關於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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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５３自我認識

文化的悲劇，關於俄國的斷裂，我想的很多，這些是西方人所不瞭解的，在俄羅斯的命運中存在某種痛苦的東西。　這種苦難只有到最後才能剷除。　在最後的時刻，俄羅斯的問題將把我折磨死，我處於諸多失望之中。

G在１９４５年行將結束的現在，我的知名度又有很大的增長，對我的評價比早先要高得多，我經常聽見說，我有“世界的名聲”。

經常有外國人來拜訪我，我收到難以計數的信件。大規模的通訊成了我的不幸，因為我不愛寫信也不會寫信。有時我陷入必須回答的大量書信的絕望之中。令我驚奇的是，我成了很受人敬重、受人景仰的人，這卻意味著我幾乎已經是生活的導師，智慧的指導者。這完全不適合我的自我感覺，我想使我的自傳的讀者相信，我完全不是受敬重和有威望的人，完全不是生活的導師，而只是真理和正義的追尋者，造反者，存在主義哲學家，應在這個意義下來了解我的哲學的集中的存在主義性，但我不是導師，不是教育家，不是指導者。　我的不斷增長的知名度很少給我以生活的樂趣和幸福，一般地我很少相信這個。我很少有虛榮心。我有很強的憂鬱症因素，但是由於我的矜持和喜歡尖銳喜歡開玩笑而沒有人發覺。　所有這些與我生活的很不幸時期巧合了。莉季婭病得很沉重，頸部肌肉麻痺，說話和吞嚥食物困難愈益增加。　她對待這樣痛苦疾病的態度是驚人的。她的力量衰退了。在１９４５年９月底莉季婭逝世了，這是我的生活中最痛苦又具內在意義的事件之一。　莉季婭的死不是痛苦的，她是有崇高精神的人。　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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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重的年代（１９４９—１９４６年的補充９５３

她的死亡，我學到很多東西。這對我是具有重大意義的體驗。莉季婭有異乎尋常的信仰力量，我相信這種力量我在別人那裡沒見到過。　由於她的精神的張力，她的死是高尚的。　她直到最後意識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