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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３自我認識

都體驗到被上帝的遺棄。　這種神秘現象完全不能用構成人的生活一般事實的罪孽來解釋。　體驗到的被上帝遺棄完全可能並不比體驗不到和認識不了上帝的遺棄更不好。有意思的是，在這個精神內部鬥爭的時期完全沒有觸動我的基本的宗教——哲學觀點，有時它們只是更加尖銳化。　在這裡我無能地說，存在著某種深深的神秘的東西，難以表述的東西。　在這個血腥的轟炸、殺人、集中營、拘捕、無數人的苦難的時代，我一直不斷地思索惡的問題、苦難問題、地獄問題、永恆問題。　我的思索常常是矛盾的，在我所寫的東西中已經對自己的內在鬥爭作出了結論，但是可能並沒有指出最內在的鬥爭。我思考得最多的是死與不死的問題，這些納入我最後的著作《上帝的和人的辯證法》的實質性部分中。在１９４２年秋季，我作了一次大手術，在醫院躺了四個星期，我沒有想死著出去的可能性，我也沒感到害怕，看護我的女護士、我的朋友Ｔ。Ｃ。　倫佩爾特都看到了。但我有一種很劇烈的感受。麻醉藥是不充足的，只有下半身進行麻醉。　意識則是充足的，我完全能看清楚，沒有感到任何的痛苦。　但是，我消失了任何運動的可能：身體陷入了完全被動狀態。　我遇到不可克服的必然性屏障，後來還有其他的束縛。我很難忍受完全被動狀態。沒有什麼比這種不可避免的必然性權力更可怕的了。　它威脅著我的生命。　只是在某一時刻意識能敏銳起來，這表明我們是自由的實體。　悲劇也正在於必然性的權力凌駕於自由的實體之上。　巴黎剛剛解放時，在生活中出現了使我最為痛苦的事件，我們的朋友穆利在折磨人的疾病之後去世了。　我像忍受所有有生命者的苦難一樣地忍受穆利在死亡面前的痛苦，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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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重的年代（１９４９—１９４６年的補充５５３

過它，我感到自己和所有等待挽救的生命結合在一起。　在逝世的前一天，穆利病得已經非常沉重，但仍掙扎著到莉季婭的房間工作，忽然他走到莉季婭床前，低聲地述說著什麼。這是非常令人感動的。　我很少也很難落淚。　但穆利去世時我大聲地哭泣，作為一個上帝的神妙的造物，他的死使我體驗了一次一般的死亡，誰都喜歡的死亡。　我請求給予穆利以永恆的生命，我需要與穆利一起永恒生活。　我很長時間不能談論他，我所有時間都感到他在我眼前跳動。　現在已經沒有朗讀人莉季婭，沒有穆利，只剩下我和若妮，只有她慰藉我的生活。與穆利的死相聯絡，我非常具體地體驗了不死的問題。在我們花園的樹下，有穆利的墳墓。　在他的墓前，我想到不死的問題是具體的而不是抽象的。我反對無個性的不死的思想，在那種思想裡，所有獨特的、不可替代的個人的內容都消失不見了。　這個問題是我體驗最深刻和意義最重大的，它與我的生活中最不幸的和最重要的事件聯絡在一起，這點前面已經說過。

G G G外面的新生活開始於巴黎的解放，這還不是戰爭的結束，但是戰爭的順利結束可能已經有把握了。在剛剛解放的時候，法國人進行的報復行為造成了不好的印象，很多俄國人被捕，根據是與德國人拘捕他們相反的理由。　逮捕有時有根據，有時則什麼根據也沒有。　氣氛依然是很沉重的，在被佔領的年代裡，一部分俄國人對德國的態度是令人厭惡的看風使舵，這種行為從性質上說屬於背叛。　現在，又開始反方向地隨波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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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３自我認識

流，對幾乎是默默無聞的和不好地理解的共產主義獻媚，向蘇聯大使館獻媚。　一時這成了時尚。　只有很少的人是有尊嚴的和自由的。　我一直被認作具有“蘇維埃的”傾向，儘管我一直大力批判並且不斷批判共產主義的思想體系並且鼓吹自由。　我對蘇俄的態度沒有任何新的變化，我認為，蘇維埃政權是唯一的俄羅斯民族的政權，任何其他的“政權”都不能而只有它能在國際關係中代表俄國。　實際上，任何政權我都不喜歡，都不可能喜歡。　任何時候我都不喜歡偉大的政權世界。　能激起我同情的只有無政府主義。　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否定國家的功能在人民生活中的必然性。對於俄國僑民來說，主要的問題是對蘇維埃政權的態度問題，這個問題在我這裡引起了很大的矛盾。　我認為主要的問題是對俄羅斯人民、對蘇聯人民的態度問題，對作為俄羅斯民族命運中的內在因素的革命的態度問題。　應當把俄羅斯民族的命運作為自己個人的命運來體驗。在堅持任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