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是20世紀80年代之前美國新聞界的普遍作風，“教堂”是崇高的，精神的，而“國家”是世俗的。而當時相當多的媒體公司的最高首長是由編輯或記者升任的。

在《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的改造人克勞倫斯·巴榮看來，一個不懂寫作的人怎麼可能成為《華爾街日報》的發行人？一段或許莫須有的爭吵傳神地傳達出當時的這種氣氛。那是在20世紀40年代末，當時《華爾街日報》廣告部負責人費斯特用盡心思拉來了福特公司的鉅額廣告，但他需要一個比較重要的版面，於是去找發行人巴尼·基爾戈爾，總編輯克比恰好也在場。顯然，基爾戈爾對於損害讀者利益、迎合廣告要求不太感興趣，因為《華爾街日報》的主要版面是不容出賣的。克比也挖苦道：“不要答應別人你自己做不了主的事。”費斯特反駁道：“是廣告在付你薪水。”此時克比暴跳如雷：“是記者們付我薪水，你也是一樣。”

今天的記者們願意回顧那個年代的美好時光。報紙、雜誌不僅是一件商品，它更有著崇高的社會使命，高品質的內容是確保媒體成功的最關鍵要素。在那個時代，偉大的編輯們，不管是《紐約客》（New　Yorker）的威廉·蕭恩（William　Shawn）、《君子》雜誌（Esquire）的哈羅德·海斯（Harold　Hayes），還是《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的本·布拉德利，都有著崇高的威望，他們對於自己的職位有著深刻的自覺意識，出版商對這些編輯們也尊敬有加。尋找一位成功的作者似乎比一家廣告客戶要重要得多。《紐約客》的發行人弗裡希曼對於威廉·蕭恩尊敬得有如父輩。而對商業行為嗤之以鼻的《紐約客》在蕭恩時代也確實獲得了空前的商業成功。

可以肯定地說，20世紀80年代是社會風向的轉型期。里根政策與華爾街投機共同創造出的浮誇風氣滲透到當時社會的每一個角落。那些魯斯時代的老一代出版人正在消失，“教堂”的崇高地位也在迅速消逝。幾個關鍵事件印證了這一點。以空洞的時尚雜誌、煽情的地方新聞起家的紐豪斯出版集團分別在1981年、1983年購買了聲譽卓著的蘭登書屋（Random　House，Inc。）與《紐約客》雜誌；1985年，“壞小子”艾爾·努哈斯（Allen　Neuhacth）利用推銷消費品的方式成功創辦了垃圾報紙《今日美國》（USA　Today）；1989年，“時代…生活”集團購併華納兄弟公司……

《哥倫比亞新聞評論》在1987年說道，MBA正在成為新聞業的新老闆。這些例證恰當地說明，新聞出版業的報人傳統正在瓦解，那些受商學院訓練的人對報紙與雜誌不再有當年魯斯般的特殊感情，他們把出版物理解為與汽車、化妝品、洗髮水毫無區別的商品，他們對利潤、廣告商、商業數字圖表的關心要遠遠大於對編輯理想、傑出新聞作品的追逐。伴隨著時代…生活集團與華納公司的最終合併，總編輯這一曾經與公司總裁平起平坐的職位失去了往日的光彩，它成了一個部門領導的代名詞。一手促成這次併購的傑納德·李文（Gerald　Levin）—今天時代華納公司的CEO，從來就沒有看得起過編輯的工作。儘管編輯獨立的傳統依舊得到了表面上的尊重，但誰都清楚，世界已經改變。

20世紀90年代之後，這種變化一再加劇。不管是時代集團、《洛杉磯時報》（Los　Angeles　Times）、《紐約客》等這樣的老牌出版物，還是《連線》（Wired）、《快速公司》（Fast　pany）這樣的新生物，“國家”都在毫無廉恥地吞沒著“教堂”的地位，編輯們被要求與廣告人員一樣為公司創造直接利潤。魯斯時代的“一切為讀者考慮”變成了“一切為廣告客戶考慮”，況且這個時代的讀者們似乎對於嚴肅的閱讀也失去了興趣。《哥倫比亞新聞評論》在1998年以《洛杉磯時報》為例刊登出封面故事“教堂與國家之爭”，對新聞理想、編輯獨立原則正在遭受的玷汙表示驚愕。《洛杉磯時報》的負責人馬克·威利斯的看法代表了當代多數媒體經營者的看法：“有沒有（教堂與國家之間）那道牆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報紙要做到公正。”然而，沒有那道牆怎樣做到公正？面對IBM公司這樣的廣告客戶，那些不喜歡“牆”的經營者當然會壓迫編輯撤銷對該公司的批評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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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與教堂之爭（2）

今日“國家”對“教堂”的侵蝕，似乎是對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