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遠們能否真的走到那裡。但是，在很多時候，這都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像稻草人一樣地矗立過，歷史的大風總要從這裡吹過，我們和它處在同一個方向。

我相信，總有一代人會實現我們的夢想。

總有一代人，會像李普曼那樣等到敲門的聲音，等到筆直地站在“總統”面前的時刻，等到《光榮與夢想》式的中文著作轟然誕生，等到《紐約時報》式的中文報紙在中國的大街小巷上被響亮叫賣，等到伍得沃德和伯恩斯坦式的中國記者成為國家英雄。

然後，歷史在他們手中“終結”。

然後，“最後的中國人”出現了，他們與龍應臺看到過的美國青年一樣，“抬頭挺胸，昂首闊步，輕輕鬆鬆地面對每天升起的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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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2）

吳曉波

2005年於杭州

吳曉波，1968年生人，1990年畢業於復旦大學新聞系。財經作家，貝塔斯曼亞洲公司簽約作家，從事企業發展謀略研究。已出版著作有：《大敗局》、《穿越玉米地》、《非常營銷》、《溫州懸念》、《被誇大的使命》等。其中，《大敗局》一書被譽為“迄今惟一關於中國企業失敗的MBA式教案”，並被評為“影響中國商業界的二十本書”之一。吳曉波同時是哈佛大學訪問學者，“藍獅子”財經圖書策劃人。

自序

這本書中絕大部分篇章寫於2001—2002年間。在我喜新厭舊的智力探險裡，那時的我正沉溺於西方新聞史。不可避免地，我賦予了那些雜誌、報紙與新聞記者們或許其並不具有的特質與意義。日後想來，那種過分抒情化的描述，可能正是對自己工作意義的某種不夠自信的表現，因為彼時我剛剛正式進入這一行業。

剔除其中過分浪漫化的、不夠客觀的語句，偶爾跳躍出的一些文字今天讀起來也仍舊動人。它不自覺地流露出的理想主義情懷，儘管往往只是一廂情願，卻可能在一個瞬間對你產生某種鼓舞。

媒體與時代精神之間的關聯，是我最熱衷探討的問題，儘管解讀常常是不令人信服的。把舊作結集出版，可能是創造力匱乏的前奏，但我更願意理解成是情感的迴歸。四年的記者生涯，使我變得比從前成熟（也更世故），對媒體與社會之間的關係瞭解得可能也更深入。但毫無疑問，我不無懷念最從前的那種由無知帶來的激情與衝動。

我期待的閱讀者是那些剛剛進入新聞業的年輕人。他們不夠幸運，因為中國的媒體世界正被一種驚人的平庸、粗俗的氣氛包圍著。造成現狀的原因複雜，一些是公認的，但更主要的卻是來自新聞人的自甘墮落，儘管沒人願意承認這一點。

透過這本書，我想對大家說的是：你即將展開的故事，遠比眼前能看到的更加遼闊與激動人心。不切實際的幻想可以被原諒，但如果你拒絕透過自身的努力改變現狀，不相信個人的意志將可能給社會整體的變革帶來戲劇性的改變，那麼你很可能會錯過這個必將被證明是奇特而富於變革意義的時代。

。　想看書來

國家與教堂之爭（1）

《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發行人阿瑟·蘇茲伯格（Arthur　Ochs　Sulzberger）想在該報的言論版上發言。於是，他非常客氣地給總編輯羅森濤留了一張便條，詢問他這樣的文章是否值得發表，並宣告採用與否全憑編輯的意見。作為這家有著一百多年曆史、能夠影響總統選舉與政府撤軍的出版物的最高決策人，蘇茲伯格深知不容干涉的編輯權是確保該報獲得長遠成功的基礎。所以，該報在挑選每一位總編輯時都表現出異乎尋常的小心翼翼。一旦決定，總編輯的權威與意志是不容挑戰的，他定奪報紙上的每一個細節。

阿瑟·蘇茲伯格遵循的是新聞界長期以來的遊戲規則—編輯權與經營權截然分開。亨利·魯斯用“教堂與國家”來形容這一規則。20世紀40年代以後，為了解決時代…生活集團因規模迅速擴張而產生的管理混亂問題，魯斯設立了發行人與主編制。對於時代集團內的任何一本雜誌，發行人負責發行、廣告等經營業務，是“國家”；而主編全權處理編輯事務，為“教堂”。兩者之間隔著一堵無形卻厚實的牆壁。

由於亨利·魯斯認定新聞工作的首要任務是“社會責任”，其次才是利潤，所以魯斯時代的“教堂”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而他本人也更樂於別人視他為時代公司的“總編輯”，而非什麼最高行政總裁。對編輯部門的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