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1）

總有一代人會實現我們的夢想。

——吳曉波

我不知道有多少年輕的傳媒人是從羅納德·斯蒂爾那本厚厚的《李普曼傳》裡尋找到夢想的種子的。

19歲那年春天的一個早上，哈佛大學二年級學生沃爾特·李普曼聽到有人敲他的門。他開啟門，發現一位銀鬚白髮的老者正微笑著站在門外。老人自我介紹：“我是哲學教授威廉·詹姆斯，我想我還是順路來看看你，告訴你我是多麼欣賞你昨天寫的那篇文章。”在一個華盛頓之夜，《新共和》年僅26歲的年輕編輯李普曼被介紹到美國總統羅斯福的面前，總統微笑著對他說：“我早就知道你了，聽說你是30歲以下最著名的美國男士。”

我是在18年前的復旦圖書館裡讀到這些情節的。那是一個月光很亮的夜晚，我從圖書館走回六號樓宿舍，內心充溢著無限的憧憬和衝動。我想我之所以能夠在18年之後依然無悔地走在這條路上，大半是被那天夜晚的月光所迷惑了。

生活在世紀之交的中國青年，是被商業浸泡和掠奪了青春的一代人。當我們一無所有地走出校園的時候，我們首先必須面對的是繁瑣的職業、昂貴的房租和無盡的物質誘惑。為了讓父母放心、伴侶幸福、上司滿意，我們必須用所有的青春去交換，去預支。於是，有想像力者成了最優秀的策劃家，辭藻華麗者成了最繁忙的廣告人，有運作力的人則成了所謂的商業新貴。再也沒有人會等待春天早上的那個敲門聲，再也沒有人可以筆直地站在“總統”的面前。

直到今天，當我寫下這些文字的時候，內心竟已沒有一絲的不安和自憐。我相信這應該是一代人的宿命，不管我們有沒有瞭望到，它都將如期而至。

於是，有很長一段時間，我以為，我們的夢想已經失落在呼嘯而過的路上；我以為，我們註定生存在一個根本不值得大師用文字記載的時代。

直到三四年前讀到許知遠們的文字，我的想法發生了改觀。更讓人驚奇的是，這些青年人已經衝殺到中國最優秀的商業媒體的核心。在一片血腥的故事和資料之中，這些充滿了潮溼的夢想氣質的喃喃自語一縷一縷地從水泥深處滲將出來，不管你是否聽懂了，是否喜歡，它們依然像蠶絲一般地堅強，它們喋喋不休地念叨著李普曼、亨利·魯斯、托克維爾、羅爾斯、加爾佈雷斯……這些名字像咒語一般富有魔力，給一個平庸、淺薄而讓人不耐的商業世界平添了一份怪異的精英氣質。

網際網路和全球化的到來，讓中國青年得以在一夜之間繞開所有的傳統和包袱。當許知遠們飛越重洋，敲開《經濟學人》、《華盛頓郵報》總編的辦公室的時候，世界似乎真的縮成了一個小小的桃核。這是一些足以讓所有人產生幻覺的對話和經驗，它讓我們相信改變是可能的，夢想是真實的，未來是真的會到來的。

此時此刻，當我一頁一頁地閱讀著這些文字的時候，我彷彿又回到了18年前的那個夜晚，月亮又大又亮，照耀在即將出發的道路上。我彷彿看到那個似乎沉淪的夢想又如泡沫一樣地復活。

那個夢想，一百多年前，在劉鶚的書桌前曾奄奄一息—“棋局已殘，吾人將老，欲無哭泣也，得乎？”

那個夢想，一百年前，在梁啟超的海船上又曾復活了—“縱有千古，橫有八荒，前途似海，來日方長，壯哉，我少年中國。”

那個夢想，從來都是沉重和“不真實”的。臺灣作家龍應臺早年留學美國，看見美國的年輕人抬頭挺胸，昂首闊步，輕輕鬆鬆地面對每天升起的太陽，她實在覺得不可思議：“這樣沒有歷史負擔的人類，我不曾見過，我，還有我這一代人，心靈裡的沉重與激越，是否有一個來處？”

做這兩個世紀的中國人實在是很累。從梁啟超、周樹人到龍應臺，再到我們，都是一些無從輕鬆的人，我們總是被一些無解的使命所追問，被一些沒有著落的理想所驅趕。我們總是少數。當許知遠在自己的blog上寫道“一份《新青年》比當時中國最著名的紡織公司更有影響力”時，四周濺起的仍然會是一片嘈雜的不解和不屑聲。我想這並沒有什麼，從來沒有一個國家或一個時代的夢想是由所有人的肩膀一起來承擔的。

對於一個以“致富”為惟一生存準則的時代，叢林法則和達爾文主義的盛行似乎是一種必然。但是，總歸要有那麼一些人去呵護住最後那點理想的火星，總歸要有那麼一些人用誇張和尖利的聲音去引導精神的方向。我們都是最終到達不了目的地的人—我甚至懷疑以“天生的全球化一代”自詡的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