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根本屬xìng，“xìng善xìng惡論”就出自於此。而“命”則是追問人之最終歸屬，比如大家都談“天命”，就是說人最終是歸於上天，由上天而決的。與之相對的是“人事”，“知天命，盡人事”，這是“命論”主流。“道德”則是基於xìng命，而對儒家所倡之道，在德這個層面的發揚。

“漢唐儒士，本拘於訓詁，唯知循聖人意，行聖人行。韓昌黎著《原道》，創立‘道統’，再著《原xìng》，談xìng之三品，方有發揮……”

王彥中對王衝講起了儒學的唐宋之變，儘管對儒學沒什麼興趣，可為了對付以後可能究問自己根底的挑戰，王衝也不得不硬著頭皮聽下去，這一聽，就沉迷於其中了。

原來儒家，並非是自董仲舒開始，就佔據了學術制高點，而是經過了漫長而複雜的演變，而此時的宋朝，是完成如此演變最重要的時期。

第四十一章我心為天根在易

一直到唐時，儒學都只停留在“治世”的層面，即便有董仲舒搞天人合一，天人感應，也只是空中樓閣，地位還是一種“經世之術”。

相較之下，佛老，尤其是佛學，主談“治心”，深究人之根本。到唐時，佛學的興盛，使得儒士紛紛反彈，開始為儒學尋找治心之路。韓愈創立道統論與佛統相抗，再立人xìng論，楊雄談人xìng善惡，都是從孔孟和荀子等儒家先賢中追尋治心之學的根本。

到了宋時，尤其是仁宗朝期間，天下太平，趙氏又以科舉網羅天下英才，儒家經典廣及民間，此時儒士終於有了雄厚的人才和學術基礎，開始衝擊治心之路。歐陽修言“今世之言xìng者多矣”，“世之學者多言xìng”，就是儒學開始轉入治心階段的標誌。

此時儒士談xìng，當然不會滿足於追問xìng之表象，也就是xìng善還是xìng惡，而是追問xìng之根本，而xìng之歸屬，即命的問題也擺上桌面。要追問xìng，又要從xìng的外在，也就是道德入手，於是宋儒論“xìng命道德”的形勢就形成了。

王彥中提到了王安石，為什麼王安石被譽為“享負天下盛名三十年”？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王安石在《淮南雜說》中，將xìng命道德這個問題的廣度和深度大大拓展了。

廣度上，王安石將三代之治引為道德的完美體現，可以讓儒士借三代之治究問xìng命道德。深度上，王安石又拋開現實古今的表象，將xìng命道德提升到形而上的思辨層次，這又讓儒士擁有了可以與佛老抗衡的思辨空間。

接著王彥中就批判說，王安石雖搭起了究問xìng命道德的大舞臺，卻將佛老之思引了進來，不是正道。

這就又要說說“道”了，“道”這概念無邊無際，而在“xìng命道德”這個範疇裡，卻是有邊界的。那就是正世之道，xìng命能與德相合之道，是人道。

王安石的新學與其他人，包括司馬光和二程等等的“舊黨”，學術上的主要分歧就在於“道”。新學認為，道源於三代，之後便不再合一，而是散於佛老儒等各途之間。因此新學要“一道德”，重新統合道統。

但舊黨都認為，道統從未斷絕，而是一直在儒家自己身上。由三代而下，孔孟等諸賢一路傳了下來，佛老怎能入儒家道統呢？一道德是需要的，但要作的是釐清道統，而不是引佛老進來，搞三教合一。引了佛老之道，那儒家所論xìng命道德的道，就不是儒家所要的道，成了魏晉之間的空談玄學。

聽到這，王衝對王安石的認識又深了一層，就這點來說，王衝反倒開始敬佩起王安石來，他本心也覺得，思想就該包容兼蓄，好的就用嘛。

不過舊黨的批判似乎也有道理，如果將這個道與佛老之道混在一起，那動不動就要談天地大道，很容易陷入空談，須知佛老的人道都是飄渺而離於現實的。

王彥中這批判只是點到為止，接著就談到程伊川對xìng的認定。

“xìng即理也！”

一通論述聽得王衝頭暈腦脹，而這正是洛學，也就是以後理學的根本。

“何謂理？天也，天人一理。”

理是本初，是主宰一切的根本，由此可以推導，人xìng乃天理。但人xìng也有兩分，一是天命之xìng，也就是從屬於天理那部分，天命之xìng是純善的，如天理一般純粹自在。一是氣稟之xìng，是受氣之侵，是人xìng之惡的由來。也就是說，人xìng本善，惡是外因，而這惡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