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這樣的“完美”根本就不可能存在。政治的本質是強制性的權力服從。如果有了強制性的權力基礎，一個人對另一個人好，便會被理解為“關懷”，否則便是“巴結”，與“乞討”沒有什麼區別。管理者不是遊方的和尚，不能乞求同僚或下屬的“施捨”來施行其政務。

史家在治史的同時，也會自覺或不自覺地以他本人或他那個時代的某種“價值觀傾向”，為歷史罩上一張無形的“鏡片”，讓後世的讀者不知不覺地透過它去看歷史中的人和事。而這些人和事在進入讀者的視野時，便被史家既定的結論定格在榮與辱的座標之上。這種“價值觀傾向”有時候簡直就是一種偏見。

按正常的邏輯，應該是歷史事件成就了歷史人物的本質。但透過史家的“鏡片”，反倒成了這些事件在暗中為某種先驗的本質做演算，從而使後世讀者對的閱讀過程，是不約而同地遁著史家精心編織的語境來求證其事先準備好的偏見。

這樣的治史方式和讀史方式，顯然是一個民族共同的“幻想性錯覺（Pareidolia）”。

“幻想性錯覺”是一個心理學的名詞。它是指在人為的主觀想象之下，人們往往會改變感知到的事物之本來在面目，或者添油加醋地產生對事物真相的歪曲認知。

比如2008年初，美國宇航局“勇氣”號火星車拍攝的一張酷似人臉的火星地貌照片就曾經令我們浮想聯翩。許多人把它和外星人的存在密切聯絡在了一起。

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非常簡單：我們太希望瞭解外星人了，甚至總在潛意識裡期待著某種高智慧的外星生命能夠奇蹟般出現在遙遠的星球上。

如果把“幻想性錯覺”用於人們對待歷史的心態上，依然恰如其分。

歷史是一個民族世代傳承的共同記憶。但是，史家的“鏡片”，讓歷史上的人和事，遠離其本來的真相，被某種“價值觀傾向”渲染成一幅幅絕對而先驗的“眾神譜”，無論好與壞、能與庸、賢與不肖，都會脫落得近乎“神奇”。

歷代史家不約而同的“造神運動”，正是文化的可悲之處，也是這個共同記憶的可怕之處。

我以為，只有首先把歷史上的每一個人物重新都回歸到普通人的層面，才能在閱讀和思考時最大限度地擺脫這張“鏡片”帶來的錯覺或困擾，才能在或遠或近的歷史與我們身處的現實生活之間找到一脈相承的通道，才能真正做到“以古鑑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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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錯了物件的“宅心仁厚”（1）

我們既不應該任憑史家“鏡片”的擺佈，武斷地把首輔王鳳定格為一個不折不扣的大奸臣，同樣也不應該把成帝劉驁簡單地想象為一個不可理喻的混蛋昏君。

封建帝國的治理結構，不可能容忍平庸者君臨天下。皇帝必須是一個百年難遇的天才，否則便不可能擺脫非庸即昏的宿命。

劉驁原本只是一位天資平平的普通人。他的智商、勇氣和潛質都不足以勝任一個泱泱大國的最高統治者，但歷史偏偏把他推到了這個位置上，然後再無情地把他釘上萬劫不復的恥辱柱。

這正是劉驁，也是歷代“昏君”們最令人同情的悲劇之所在。

不僅如此，封建帝國的治理結構還不可能允許皇帝享受正常人的感情生活，親情或愛情，甚至連對人的同情都有可能成為他的負擔或軟肋。

但頗具諷刺意味的是，作為這種治理結構的“始作俑者”，當時的儒家學說卻喋喋不休地告誡皇帝們，對至親要深懷“仁愛”之心，無論他們犯下多麼滔天的罪行都不能誅殺，否則就會淪為一位恩斷義絕的“失德”之君。

成帝其實就是在這樣的說教薰陶之下成長起來的　“仁孝天子”，但正是這樣的“美德”加劇了他的失敗。

王鳳去世以後，帝國中央失去了一位強勢的首輔，王氏外戚集團失去了一位正直的“家長”，再沒有人能鎮得住王氏侯爺們了。他們開始無所忌憚地奢靡腐敗。

成都侯王商得了病，竟然向成帝借明光宮，要去那兒避暑療養一番。他在自家府第中挖了一個碩大無朋的人工湖，沒有水，便把長安城的城牆穿了個大窟窿，硬是把城外灃水河引了進來，然後便在湖中“立羽蓋，張周帷”，讓執槳的船工們成天高唱流行歌曲（越歌）。

成帝某日臨幸成都侯府，發現了自己的五舅竟然敢穿城引水，心裡非常不爽，但隱而未發。

他隨後又到了曲陽侯王根的府第，發現這位七舅更加放肆，居然將府中的土山漸臺修得跟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