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的“聖旨”，更帶來了反效果，大家就是偏偏就不投票給顧孟餘。他們的作為，確實像傅斯年所言，徹底“表示表示學界之正氣、理想、不屈等義”。

隨著時代的變遷，現在當然不可能再出現發手令、下條子指定誰來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的政治領袖了。不過，當年這些學林前輩實踐學術自由的用心，他們展現學術獨立的風骨，彰明昭著，作為我們承繼的精神遺產，則必將是此後學術世界生生不息的永恆動力。

“進軍西北”：創立一個研究所的故事1

1943年6月，李約瑟（Joseph　Needham）來到了四川南溪縣李莊。在戰火連天的時代，這裡是一群讀書人——以中央研究院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和社會科學研究所（以下簡稱“社科所”；1945年易名為“社會研究所”）為主——可以潛心於學術世界的“桃花源”。李約瑟很興奮地和這群書生分享學術心得，他並讚譽道，萬里迢迢來到中國之後，“那裡的學者是我迄今會面的人中最傑出的”。李約瑟身為中研院動植物研究所（1944年分為動物與植物兩研究所）的通訊研究員，發表了公開演講，濟濟多士，雲集一處，如史語所所長傅斯年、社科所所長陶孟和、考古學家李濟，等等，儼然學術盛會。

極富戲劇性的一幕，卻在演講將始前一刻上演：出席者之一梁思成，突然把正處於好似“冷戰”狀態下的陶孟和、傅斯年拉到一起，要他們友好地握握手。在場的學界精英，眼見兩人終於伸出友誼之手，紛紛在心裡喝彩，李濟更特地走上前去和梁思成握了手，還私下說道應該要把諾貝爾和平獎頒給梁思成。本來，陶孟和與傅斯年，都是北京大學出身的。不過，當陶孟和已經是北大的教授時，傅斯年還只是活躍的學生領袖，嚴格來說，傅算是學生輩的後進。只是，兩人之間，既有如梁思成、林徽因等共同的朋友，又同在中研院任職，公務私交均密，情誼實在師友之間。可惜，就在1943年上半年的時候，陶、傅之間的關係卻是緊張之至；梁思成的舉動，顯然讓這兩位學術領導人，從此重修舊好。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第一章　開創學術的自主空間（7）

具體來說，陶、傅失和，是外在政治大環境逼壓的結果，但和中研院本身的發展前景，也脫離不了關係。這個故事，得從蔣介石委員長開始講起。

1942年8月，蔣介石委員長為了處理新疆事變，赴西北各省視察，並且提出了“西南是抗戰根據地，西北是建國的根據地”的主張，自此，議論中國西北地區的開發問題，又是甚囂塵上。1943年2月，羅家倫奉命擔任西北建設考察團團長，即是蔣委員長個人意志的反映。當時的中研院代理院長朱家驊，本來就是關心重視中國“邊疆”問題的人，在此之前，他便曾鼓動科學工作者“到西北去開闢一個科學的新天地”（《西北建設問題與科學化運動》，1941年10月12日）；同時還身兼國民黨組織部部長的朱家驊，亦在國民黨組織部成立了邊疆語文編譯委員會，自兼主任委員，請史學名家顧頡剛任副主任委員（後來，顧頡剛轉請韓儒林任之，細節不詳述），凡此均可想見朱家驊對於“邊疆”事務的熱心。此刻，出於自己本身的關懷，又有蔣介石的一席言，加上時任行政院政務處長的蔣廷黻的鼓吹，朱家驊顯然不願讓中研院在這波逐“西北”之浪的隊伍裡缺席，於是，社科所便成為這波意欲讓學術和現實結合在一起的行動的先鋒部隊，用陶孟和自己的話來說，“當此之時，有可服務國家之處，當決然擔任”。

然而，在戰爭期間要讓社科所扮演好這個“服務國家”的角色，又得與“最高當局”的個人意志相配合，其實並沒有那麼簡單，涉及相關事務實在繁雜困難之至。首先，既然蔣介石委員長喊出了“西北是建國的根據地”，陶孟和就擬了計劃，打算把社科所搬到蘭州去，專就經濟及文化接觸兩項進行研究，請蔣廷黻轉給蔣委員長，提供他們所需要的一切。蔣介石同意了，卻批示要社科所遷到蘭州“以西”的地方去。“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蔣廷黻告訴陶孟和，“無以介公批了遷蘭州以西而失望。若干工作仍可在蘭州做，止是牌子推於蘭州以西云云”。實際上，在李莊的社科所，根本不打算搬，“名義上是遷，實際上是添”，此後，社科所應當又多蘭州一個據點了。不料，“天威難測”，“最高當局”最後指示，所謂蘭州“以西”的地方，居然是酒泉。這下子麻煩就來了，據傅斯年提供給朱家驊的意見：

……此事大可發愁，酒泉嚴格說僅一油棧，如何設社會所？其中既無經濟可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