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無文化接觸可以研究（研究文化接觸最好在西寧），社會所如在西北設分所，必以蘭州為宜，酒泉切切不可，此點若不改，後患無窮。若名稱上在酒泉掛社會所之牌，必為空洞。以介公之熱心西北，夏、秋未必不去，一看其為空洞，非真遷也，恐本院整個蒙不良之影響……本院似不當把社會所實際上放在李莊，分店在蘭（按：蘭州），牌子卻掛在酒泉，而謂不在蘭州也……

只是，最初傅斯年雖不以社科所此舉為然，卻因此事並“不關史語所，亦未注意也”，所以還對陶孟和直接“引當時報上一名詞雲‘陽奉陰違，貽誤要公’，以為笑謔”。不料，等到社科所因之而要廣聘人才之際，傅斯年頓覺苗頭不對，開始憂心社科所和史語所的工作範圍恐將有重複之病矣。原來，他早與陶孟和有“君子之約”，主要內容是“近一百年史，即鴉片戰爭起，由社會所辦，其裝置亦由社會所”，因此，史語所的全漢升“昔有志治近代一問題”，就被他阻止了。現在，陶孟和想聘用的李安宅、費孝通與韓儒林等人的工作主題或範圍，正是史語所原來成員各有專精者。如此一來，傅斯年以為“恐有大規模之重複在後，未便再顢頇下去”，便與陶孟和開始交涉。遺憾的是，雙方溝通不良，終至以函件相征伐，在紙上“兵戎相見”。

第一章　開創學術的自主空間（8）

陶孟和生氣的是，自己“受命進行西北工作”，計劃進行並不順遂，沒想到傅斯年居然還來干涉社科所想要聘的人，難不成是說自己沒資格主持這件事嗎？他在信裡對傅斯年這麼說：

……今又遭一再鞭撲，且警告以所請之人不得任為研究員（實際上現僅有一人），弟行能無似，如足下承認弟無資格進行西北工作，或須完全退出中研院，尚祈坦白告我為幸。

他在另一封信裡的一句“足下伎倆高超，素所深悉”，則更可能讓傅斯年的血壓升高不少，因而回信痛責道：

“伎倆”一詞，其connotations在中國雖無標準字典，然試看《聊齋》《西遊》《兒女英雄傳》《封神榜》等書，完全是一句罵人很重的話，意為“小小陰謀”之類或英語之treacherous……此等罵人話，最好盼望我公收回，即是說，下次來信，宣告收回“足下伎倆高超，素所深悉”十個大字，除非我公認為不必再作朋友的話。

雙方言語裡的火氣，既已至此，友誼決裂，自是意料中事。最後，只好“公事公辦”，訴諸中研院的最高領導當局朱家驊。陶孟和致函朱家驊，言明道：“請其設西北研究所，集合院中各所力量，內包括貴所之歷史、考古、語言、民族四門，此所另請高明主持，至於社會所則僅擔任經濟、行政兩門……”

傅斯年一樣寫信給朱家驊，主張社科所和史語所“兩所工作之分界，提交院務會議”，並倡議“另由全院辦一中央研究院西北工作站，其計劃另呈”（按：傅斯年此一“西北工作站計劃”，未見）。

面對著“西北研究所”與“中央研究院西北工作站”兩項提案，朱家驊當時究竟做出什麼抉擇，他又如何化解陶、傅之間的衝突，目前尚不得而詳（不過，就目前可以接觸到的史料判斷，“西北研究所”或是“西北工作站”並未曾成為中研院的建制。傅斯年之爭，顯然確有其實效）。然而，如果沒有梁思成那個可以得到諾貝爾和平獎的動作，陶、傅友誼的裂痕，恐怕難以彌合吧。

在國難當頭的時代背景下，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者，不願在象牙塔裡孜孜不倦，理有必然。特別是，來自政府和院方的“最高當局”的鼓動，人文社會科學居然“有可服務國家之處”的“實用”價值，研究者之雄心勃勃，意欲另闢天地，也不讓人意外。可惜的是，陶孟和領導社科所“進軍西北”的行動，“掛空牌於酒泉”，用傅斯年的話來說，卻是“近於矇蔽政府之事”。況且，這是“院務之大事”，應該“聞之院務會議，一商其各種可能之利害”；並不是院長和某位所長說好了，就可以算數，就應該執行。中研院的發展前景，該如何擘擬，實在不容許“黑箱作業”。

相對的，傅斯年最後之大義凜然地主張將此事“聞之院務會議”，並另起爐灶，提出“由全院辦一中央研究院西北工作站”，卻又是他憂心社科所和史語所的工作範圍將有重複的“本位主義”的展現。用陶孟和的話，社科所和史語所的工作有所重複之處，實並無可憂：“退一步講，中國學術工作，以至近於學術之工作如此幼稚，研究之處女領土如此之大，‘重複’……又有何妨。”

唯在傅斯年看來，他不能同意各所的研究範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