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港臺人說國語，經常一頓一頓，你知道是為什麼嗎？他們在想這話漢語該怎麼說啊。他們英語講得太多，常把中國話忘了，所以是可以原諒的。我的親侄子在美國上小學，回來講漢語就犯這毛病。犯了我就打他屁股，打一下就好。中國的歌星又不講英文，再犯這種毛病，顯得活像是大頭傻子。電臺請歌星做節目，播音室裡該預備幾個乒乓球拍子。乒乒球拍子不管用，就用擀麵杖。這樣一級一級往上升，我估計用不到狼牙棒，就能把這種病治好。治好了廣播員，治好了歌星，就可以治其他小姐的病。如今在飯店裡，聽見鼻腔裡哼出一句港味的“先生”，我就起雞皮疙瘩。北京的女孩子，幹嗎要用鼻甲來說話！

這篇文章一直在談語音語調，但語音又不是我真正關心的問題。我關心的是，港臺文化正在侵入內地。尤其是那些狗屎不如的電視連續劇，正在電視臺上一集集地演著，演得中國人連中國話都說不好了。香港和臺灣的確是富裕，但沒有文化。咱們這裡看上去沒啥，但人家還是仰慕的。所謂文化，乃是歷朝歷代的積累。你把城牆拆了，把四合院扒了，它還在人身上保留著。除了語音，還有別的——就拿筆者來說，不過普普通通一個北方人，稍稍有點急公好義，仗義疏財，有那麼一丁點燕趙古風，臺灣來的教授見了就說：你們大陸同學，氣概了不得……

我在海外的報刊上看到這樣一則故事：有個前國軍上校，和我們打了多年的內戰，槍林彈雨都沒把他打死。這一方面說明我們的火力還不夠厲害，另一方面也說明這個老東西確實有兩下子。改革開放之初，他巴巴地從美國跑了回來，在北京的飯店裡被小姐罵了一頓，一口氣上不來，腦子裡崩了血筋，當場斃命。就是這樣可怕的故事也擋不住他們回來，他們還覺得被正莊京片子給罵死，也算是死得其所。我認識幾位華裔教授，常回大陸，再回到美利堅，說起大陸服務態度之壞，就扼腕嘆息道：再也不回去了。隔了半年，又見他打點行裝。問起來時，他卻說：罵人的京片子也是很好聽的呀！他們還說：罵人的小姐雖然粗魯，人卻不壞，既誠實又正直，不會看人下菜碟，專拍有錢人馬屁——這倒不是謬獎。八十年代初的北京小姐，就是洛克菲勒冒犯到她，也是照罵不誤：“別以為有幾個臭錢就能在我這兒起膩，惹急了我他媽的拿大嘴巴子貼你！”斷斷不會見了港客就骨髓發酥非要嫁他不可——除非是領導上交待了任務，要把他爭取過來。粗魯雖然不好，民族自尊心卻是好的，小姐遇上起膩者，用大嘴巴子去“貼”他，也算合理；總比用臉去貼好吧。這些事說起來也有十幾年了。如今北京多了很多合資飯店，裡面的小姐不罵人，這幾位教授卻不來了。我估計是聽說這裡滿街的鳥語，覺著回來沒意思。他們不來也不要緊，但我們總該留點東西，好讓別人仰慕啊。

高考經歷

1978年我去考大學。在此之前，我只上過一年中學，還是十二年前上的，中學的功課或者沒有學，或者全忘光。家裡人勸我說：你毫無基礎，最好還是考文科，免得考不上。但我就是不聽，去考了理科，結果考上了。家裡人還說，你記憶力好，考文科比較有把握。我的記憶力是不錯，一本很厚的書看過以後，裡面每個細節都能記得，但是書裡的人名地名年代等等，差不多全都記不得。

我對事情實際的一面比較感興趣：如果你說的是種狀態，我馬上就能明白是怎樣一種情形；如果你說的是種過程，我也馬上能理解照你說的，前因如何，後果則會如何。不但能理解，而且能記住。因此，數理化對我來說，還是相對好懂的。最要命的是這類問題：一件事，它有什麼樣的名分，應該怎樣把它納入名義的體系——或者說，對它該用什麼樣的提法。眾所周知，提法總是要背的。我怕的就是這個。文科的鼻祖孔老夫子說，必也正名乎。我也知道正名重要。但我老覺得把一件事搞懂更重要——我就怕名也正了，言也順了，事也成了，最後成的是什麼事情倒不大明白。我層次很低，也就配去學學理科。

當然，理科也要考一門需要背的課程，這門課幾乎要了我的命。我記得當年準備了一道題，叫做十次路線鬥爭，它完全是我的噩夢。每次鬥爭都有正確的一方和錯誤的一方，正確的一方不難回答，錯誤的一方的代表人物是誰就需要記了。你去問一個基督徒：誰是你的救主？他馬上就能答上來：他是我主耶穌啊！我的情況也是這樣，這說明我是個好人。若問：請答出著名的十大魔鬼是誰？基督徒未必都能答上來——好人記魔鬼的名字幹什麼。我也記不住錯誤路線代表人物的名字，這是因為我不想犯路線錯誤。但我既然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