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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白地說，我自己絕不可能把一車糞推上山——坡道太陡，空手走都有點喘。實際上山邊上有人在接應：小車推到坡道上，就有人用繩子套住，在前面拉，和兩人之力，才能把車弄上山去。這省了我的勁兒，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就更笨了。這道理是這樣的：這一車糞有一百公斤，我和小車加起來，也快有一百公斤了，為了送一百公斤的糞，饒上我這一百公斤已經很笨，現在又來了一個人，這就不止是一百公斤。刨去做無效功不算，有效功不過是送上去一些土，其中肥料的成分本屬虛無縹緲……好在這些蠢事豬是看不到的；假如看到的話，不知它會怎麼想：土裡只要含有微量它老人家的糞尿，人就要不惜勞力送上高山——它會因此變成自大狂，甚至提出應該誰吃誰的問題……

從任何意義上說，送糞這種工作決不比從低窪地裡提水更有價值。這種活計本該交給風能去幹，犯不著動用寶貴的人體生物能。我總以為，假如我老家住了些十七世紀的荷蘭人，肯定遍山都是纜車、索道——他們就是那樣的人：工程師、經濟學家、能工巧匠。至於我老家的鄉親，全是些勤勞樸實、缺少心計的人。前一種人的生活比較舒服，這是不容爭辯的。

現在可以說說我是種什麼人。在老家時，我和鄉親們相比，顯得更加勤勞樸實、更加少心計。當年我想的是：我得裝出很能吃苦的樣子，讓村裡的貧下中農覺得我是個好人，推薦我去上大學，跳出這個火坑……順便說一句，我雖有這種卑鄙的想法，但沒有得逞。大學還是我自己考上的。既然他們沒有推薦我，我就可以說幾句坦白的話，不算佔了便宜又賣乖。村裡的那些活，弄得人一會兒腰疼，一會兒腿疼，尤其是拔麥子，拔得手疼不已，簡直和上刑沒什麼兩樣——十指連心嘛，幹嗎要用它們幹這種受罪的事呢？當年我假裝很受用，說什麼身體在受罪，思想卻變好了，全是昧心話。說良心話就是：身體在受罪，思想也更壞了，變得更陰險，更奸詐……當年我在老家插隊時，共有兩種選擇：一種樸實的想法是在村裡苦挨下去，將來成為一位可敬的父老鄉親；一種狡猾的想法就是從村裡混出去，自己不當父老鄉親，反過來歌頌父老鄉親。這種歌頌雖然動聽，但多少有點虛偽……站在荷蘭牧場面前，我發現還有第三種選擇。對於個人來說，這種選擇不存在，但對於一個民族來說，它不僅存在，而且還是正途。

本篇最初發表於1996年第12期《三聯生活週刊》雜誌。

《王小波全集》　第一卷京片子與民族自信心（1）

我生在北京西郊大學區裡。長大以後，到美國留學，想要恭維港臺來的同學，就說：你國語講得不壞！他們也很識趣，馬上恭維回來：不能和你比呀。北京乃是文化古都，歷朝歷代人文薈萃，語音也是所有中國話裡最高尚的一種，海外華人佩服之至。我曾在美國華文報紙上讀到一篇華裔教授的大陸游記，說到他遭服務小姐數落的情形：只聽得一串京片子，又急又快，字字清楚，就想起了《老殘遊記》裡大明湖上黑妞說書，不禁目瞪口呆，連人家說什麼都沒有去想——我們北京人的語音就有如此的魅力。當然，教授愣完了，開始想那些話，就臊得老臉通紅。過去，我們北京的某些小姐（尤其是售票員）在粗話的詞彙量方面，確實不亞於門頭溝的老礦工——這不要緊，語音還是我們高貴。

但是，這已是昨日黃花。今天你開啟收音機或者電視機，就會聽到一串“嗯嗯啊啊”的港臺腔調。港臺人把國語講成這樣也會害臊，大陸的廣播員卻不知道害臊。有一句鬼話，叫做“那麼呢”，那麼來那麼去，顯得很低智，但人人都說。我不知這是從哪兒學來的，但覺得該算到港臺的賬上。再發展下去，就要學臺灣小朋友，說出“好可愛好高興噢”這樣的鬼話。臺灣人造的新詞新話，和他們的口音有關。國語口音純正的人學起來很難聽。

除了廣播員，說話港臺化最為厲害的，當數一些女歌星。李敖先生罵老K（國民黨），說他們“手淫臺灣，意淫大陸”，這個比方太過粗俗，但很有表現力。我們的一些時髦小姐糟蹋自己的語音，肯定是在意淫港幣和新臺幣——這兩個地方除了貨幣，再沒什麼格外讓人動心的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