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以後批准給他4天假。他到家第四天，父親因患結核性腦炎住了醫院，醫生要家屬看守，因家中無人，便由他看守兩個半月。回農場時從居民委員會、派出所和醫院開了三張證明信，交給生產隊支部書記，說明超過假期未歸的理由。可是隊幹部不看證明信，硬是決定不發給超假期間的口糧。還有的隊幹部私拆工人的家信。

3漠視健康

女青年在經期，有的隊幹部仍叫堅持下水勞動，可以安排一些輕活的也不給安排。她們反映，在女工中約有80％以上的人有婦女病，有的得了關節炎。農場對病號照顧也不夠。四分場二隊王秀芝，有婦女病、關節炎，右腿麻木，總場醫院診斷後叫她每天堅持針灸，但生產隊不準假。三分場四隊女工張淑蘭在1962年得了腎炎，在總場醫院住了半個月，出院時給一個月假，但只休息了半個月，生產隊幹部就叫上班了，還說她是裝病。

4女知識青年被逼婚

1963年6月，天津市有12名女青年到該農場參加農業生產勞動。翌年春節時，其中有3名回津，堅決表示不願再回農場。市團委和市婦聯的幹部訪問了她們。她們說，主要是嫌那裡男職工逼婚、騙婚；勞動定額高，工資收入低；幹部不###，作風很生硬；勞動保護差。下面是她們被逼婚、騙婚的經過：女知青李淑蓮，19歲，1963年6月到七分場三隊落戶後，表現很好，擔任小組長。12月，該隊四班長李成忠（黨員）對她說：“小李，你看人家都結婚了，你不眼紅嗎？我給你介紹我的乾弟弟李全祥，今年25歲，在十分場工作，家中只有一老母，你進門就當家。”李淑蓮不同意，兩天後又有幾個人給她“介紹”物件。李淑蓮被糾纏得沒法，勉強同意和李全祥結婚。婚後，男方要她把戶口遷到十分場，並說：“十分場有活你就去做臨時工，沒活就去家侍候我母親，工資不能給孃家寄。”李淑蓮不同意，說：“我是來支援農業的，不是當家庭婦女的。”不久她要求離婚，並要求調到別的分場。女知青王麗珠，年方16歲，在七分場二隊隊長丁樹春的包攬下，和班長崔鳳友結了婚。婚後兩人不和，男方對王麗珠說，“女人就是男人的玩意兒，就得聽男人的擺佈。”並把她捆起來，鎖在屋裡。她也堅決要求離婚。女知青郭偉燕，16歲，也是由於該場男青工用各種方法圍攻她，逼她結婚，嚇得她不願再回場。郭偉燕的母親說：“我女兒是去支援農業，不是去那兒找物件的，他們這樣汙辱婦女，我們的孩子不能去啦。”她們反映，這個隊給女青年介紹物件成風，有時一介紹就是四五個，不同意就進行“談話”，形成變相逼婚。

結果到1963年10月底，來農場的這批知青中，經批准或自動返回城市的已達961人，佔總數的685％。留下的青年中，也有許多人不安心在農場勞動。

（三）北京延慶農場發生嚴重汙辱下鄉女青年事件

北京市延慶農場女工李×，是1963年高中畢業生，共青團員。她響應黨的號召，不顧家庭阻攔，毅然到農場參加勞動，表現很好。1963年10月15日，因偶感風寒，頭暈發燒。農場會計吳成祿（地主子弟）、炊事員劉寶庭藉口說她得了“邪病”，糾合本場工人王從正、孫全然，在15日凌晨2時闖進女宿舍，把李×從床上拽起，強行給她“辟邪”。吳成祿、孫全然把她的兩臂擰在背後，王從正摟著她的腰，劉寶庭揮舞尖刀，大吼大叫，逼她承認是“鬼神附體”，還用43厘米的鋼針在她的頭、頸、手指尖等處亂扎，有的指尖被紮了四五針，有的針紮上去十幾分鍾才拔出。在這樣橫暴的折磨面前，李×嚴厲斥責吳成祿：“我是共青團員，根本不相信鬼神，決不向你們妥協。你是共青團幹部（小組長），為什麼搞迷信活動？”吳成祿竟又指使劉寶庭脫李×的衣服、乳罩、褲子，並亂摸亂抓她的乳房，腋窩和###。李×當時曾哀告他們不要這樣汙辱她，說：“我是個姑娘，你們這樣汙辱我，以後叫我怎麼見人？”但他們依然不聽，一直胡鬧到凌晨4點多鐘。他們走後，李×立即昏倒，以後十幾天下不了床，經醫生診斷，已患“反應性神經症”。和李×同住一宿舍的其他五名女知識青年，目睹此事，曾出面制止，但劉寶庭竟威脅說：“以後也這樣整治你們。”此事在全場職工中，造成了很壞的影響。北京市委很重視這個情況，指示有關部門認真處理。吳成祿、劉寶庭兩犯已被逮捕起來。　。。

靠什麼來保護自己（4）

透過以上所舉的例子已經可以看到，最突出的問題，是知識青年應有的權益甚至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女青年尤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