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要求相當冒昧。

比我們聯絡採訪長城飯店還難。

我記得全班同學折騰了4年，只有河南來的辛如計在《北京日報》上發過一篇：《透視大學門前送新生的小轎車》。

其他同學長期和退稿信結緣。

我對自己，還是有清醒認識的。作品創作完畢，《十月》、《當代》沒希望，投給《萌芽》。分析一下刊名，大概是扶植文學新人，應該是有點意思就行。被《萌芽》退回來是我沒想到的，於是轉而投給了《醜小鴨》，我覺得這是底線了。

《醜小鴨》退稿時，寫著“暫不採用，望繼續賜稿”。我悲憤交加，創作旋即進入低谷。

再說晚上回來，和宋健拉開架式，把採訪筆記和對方送的材料鋪了一桌，高聲商議思路，同宿舍同學看不慣，吸引和打動我們的有以下素材：第一，門不用你開，有專人負責。

第二，總檯用電腦管理，這套系統世界不多見。宋健還從側面瞭解到，五星級飯店全世界不超過10家。

第三，床上用品是進口的，躺在上面的人也該是進口的。果然，後來美國總統來時，就住在那兒。

第四，水龍頭不用擰，一按就行，不可思議。

第五，最重要的一點，飯店是中美合建，總投資7，500萬美元，中方佔了51％。那天分析到這兒，我一身冷汗，差一點就讓美國人佔了大頭，公共部經理說，那叫控股，誰控誰說了算。

我問宋健，中方佔4，000萬美元呢，你說是在哪兒換的，按1比幾換的。

用了半宿的時間，給文章定下令人振奮的題目：第二長城。

宋健英語好，說這與英文說明契合。

長城飯店至今屹立在北京郊亮馬河旁，是一座不錯的飯店，但說它是第二長城，確實有點過。

夕陽之下攝“晨曲”（2）

雨，連綿不斷，牽動著人們不安的心緒。我們準備放棄錄製。人第一，節目第二，這是我們一直恪守的原則。

下午4點，手機中傳出海嘯有些顫抖的聲音，陸先生醒了。他喝了點果汁，點上一支菸，看上去精神很好。

陸幼青徑直走到綠草坪上，這時，那一個小時的陽光如約而至。雨水把綠草和我們的思路沖刷得清晰透亮。

我們只用了50分鐘的時間，留下10分鐘，在藍天綠樹下請陸先生和家人一起欣賞音樂，草地上的對話愉快地結束了。

回到北戴河。

時間當機立斷，管它明天出不出太陽，不拍日出，拍日落。這是個無奈的選擇。

當“東方晨曲”在夕陽中奏響的時候，我的內心有一種衝動。我意識到電視人的享受有時更貼近自然，更能感受到那種切膚之愛。與其說是電視的優勢，不如說是電視人的福份。

第二天一早，大隊人馬班師回朝，太陽金燦燦地掛在頭頂，跟著我們的車窗前行，活像一個頑皮的孩子。找他的時候，他淘氣地躲起來；事過之後，他歡快地跑出來說，我在這呢。我眯著眼，頭倚在靠背上，筋疲力盡的6天，不堪回首。

時間忽然湊上來說，你知道我在想什麼？

什麼。

他說，我以後再也不聽你的了。

時間說，我以後再也不幹這勞民傷財的事了。

這應該是所有電視人的戒律。

每天，有多少低質量節目充斥螢幕啊。

下崗工人肯定會說，用這錢，多弄幾個希望工程好不好。

原中央電視臺副臺長陳漢元一句話就說到了痛處，拍劣質電視劇等於腐敗。

有一天，我終於悟出了時間、小喬和關秀的心思，為什麼拉這些文化人進電視圈，為什麼文化人進入電視圈一臉的茫然。

說實話，開始我並不太在意。大部頭咱啃得不多，小薄冊子也讀過千八百本，大學問家不是，小知識分子還是勉強稱職的。應該說，我們是各走一徑，社會學者知曉囚徒困境，理解費邊精神，但問起推拉搖移和反打，也是一頭霧水。所以，文化人和影人差異不大，充其量是個優勢互補。

5年後，我才真正知曉，教文化人推拉搖移容易，教電視人理解和實施費邊精神，難啊。

也許我們見到的真正的知識分子並不多，這使我們對知識分子一詞理解多少有些歧義。

首先，知識分子的知識不是以讀書的數量來計算的，讀書破萬卷的一般人，多得很。知識分子該是用心讀書的那種（這裡區別於用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