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地在一塊兒玩耍，還總得有一位教師或者助教在旁，這樣他們就不會像我們的孩子那樣幼年時代染上愚頑的惡習。一年中父母親只准看望孩子們兩次，每次看望的時間只有一小時，見面和分別時可以吻一下自己的子女，但那種時候總有一位教師在旁，他們不允許做父母的竊竊私語或對孩子表示愛撫，也不允許他們帶進玩具、糖果之類的禮物。

每家必須交付子女的教育及娛樂費用，過期不繳由朝廷官吏徵收。

在接收一般紳士、商人、做小買賣和手藝人子弟的學校裡，也按照同樣的方法相應管理。不過那些預備要做生意的孩子十一歲就得放出去當學徒，而貴族子弟則繼續在校學留到十五歲（相當於我們的二十一歲），只是最後三年的管教比較松。

在女子學校裡，高貴人家出身的女孩子所受的教育大致和男孩子差不多，不過替他們穿衣服的是整潔端莊的女僕，每次同時有一位教師或助教在場，一直到五歲她們可以自己穿衣服為止。如果發現這些女僕違反紀律擅自給女孩子講一些恐怖、愚蠢的故事，或者玩那些我們的侍女所慣於玩弄的愚蠢把戲來給姑娘們取樂，就邊鞭打她們邊在全城遊街示眾三次，再監禁一年，最後終身流放到這個國家最最荒涼的地方。所以那裡的女孩子和男孩子一樣，都恥於成為懦夫和呆子，也鄙視一切不潔不正派的個人打扮。我並沒有發現她們的教育因為性別的不同而有什麼差別，只是女子的運動不像男孩子們的那麼劇烈罷了。她們要學一些家政方面的規則，研究學問的範圍也較小些，因為這裡人的信條是，女人不可能永遠年輕，貴族人家的主婦卻應該永遠做一個懂道理、和藹可親的伴侶。女孩子到了十二歲，在他們看來就是結婚的年齡了，父母或監護人把她們領回家，對老師是千恩萬謝；姑娘與同伴別離卻都是淚流滿面。

在較為低等一級的女子學校裡，孩子們學習各種符合她們性別和不同身份等級的工作。打算當學徒的九歲退學，其餘的留到十一歲。

有孩子在這些學校裡上學的小戶人家，除每年要交低得不能再低的學費之外，還得將每月所得，繳一小部分給學校的財政主管，作為分給孩子的一份財產，所以父母的開支是受法律限制的。利立浦特人認為，人們為了滿足自己一時的慾望，把小孩子生到這個世上，卻要公眾來負擔教養，也未免太不公平了。至於有身份的人，“也要根據各人的情況，保證撥一筆一定數量的資產留給每一個孩子。這部分基金將永遠按照勤儉節約的原則，絕對公平地管理和使用。

村民和勞工們則把孩子養在家裡，他們的本分就是耕種田地，因此他們的教育對公眾來說就顯得無足輕重了。不過他們中，年老多病的人養老院會來撫養，因為這個國家中沒有一個乞丐，也就是沒有乞丐這一行。

我在這個國家住了有九個月零十三天，好奇的讀者一定想知道我在那裡是怎麼過日子的。我天生長有一個具有機械才能的腦袋，同時也由於生活中迫切需要，我就用皇家公園裡最大的樹木給自己做了一套相當方便適用的桌椅。兩百名女裁縫受僱給我製作襯衫、床單和檯布，用的雖是最牢最粗的料，卻還得幾層相疊縫到一起，因為他們最厚的布和我們的上等細麻布比，還是要精細幾等。亞麻布在他們那裡通常是三英寸寬，三英尺長算一匹。我躺在地上給女裁縫們量尺寸，她們一個站在我脖子那兒，一個站在我腿肚那兒，各執一端拉直一根粗線，再由第三個人拿一根一英寸長的尺子來量粗線的長度。接著，量過我右手的大拇指後，她們就不再要量什麼了，因為按照數學的方法來計算，大拇指的兩週就等於手腕的一週，以次類推，她們又算出了脖子和腰圍的粗細；我再把我的一件舊襯衫攤在地上給她們做樣子參考，結果她們做出的襯衣非常合我的身。他們又僱了三百名裁縫師給我做外衣，不過他們用另一種方法來為我量尺寸。我跪在地上，他們豎起一架梯子靠在我脖子上，由一人爬上梯子，將一根帶鉛錘的線從我的衣領處垂直放到地面，這恰好就是我外衣的長度。但腰身和手臂由我自己來量。這些衣服全是在我自己的屋子裡做的，因為他們最大的房子也放不下這樣大的衣服。衣服做成，看上去就像英國太太們做的百袖衣一般，只是我的衣服全身一種顏色罷了。

約有三百名廚師給我做飯，他們帶了家人住在我房子附近很小的茅屋裡。每位廚師給我做兩種菜。我一手拿起二十名服務員把他們放到桌上，另外的一百名在地面上侍候，有的端著一盤盤的肉，有的肩上扛著一桶桶的葡萄酒和其他酒類。我說要吃，在上面的服務員就用繩索以一種很巧妙的方法將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