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代革命知識分子的另一個特點是，一批哲學家、經濟學家、歷史學家、外文翻譯家、教育家、作家、藝術家、自然科學家、工程師，從上海等東部大城市奔赴陝北延安。毛澤東說，延安的“文學家、藝術家、文化人”“成百上千”，又說“延安有六、七千知識分子”　。他們中的知名人士，可以排列一個長長的名單，如范文瀾、尹達、呂振羽、潘梓年、王實味、王學文、艾思奇、何思敬、王思華、何干之、柯伯年、張如心、胡喬木、陳伯達、周揚、任白戈、張仲實、丁玲、肖軍、何其芳……。

由於這批人才的到來，使延安有條件成立了眾多的研究機構。如1938年秋，在毛澤東的倡議下成立延安新哲學會，由艾思奇、何思敬負責，毛澤東等領導人和哲學家一起研究理論問題；還成立了《資本論》小組，由張聞天領導，王學文、王思華、何思敬等一批理論家參加；1941年又成立中央研究院，下設9個研究室：中國政治研究室（主任張如心），中國經濟研究室（主任王思華），中國歷史研究室（主任范文瀾），中國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艾思奇），中國文藝研究室（主任歐陽山），國際問題研究室（主任柯伯年），俄語研究室（主任師哲），中國教育研究室，中國新聞研究室；1939年，成立自然科學研究院，並召開“自然科學討論會”；1938年4月，成立魯迅藝術學院（院長周揚）；1937年11月，成立陝北公學（成仿吾為校長）；1939年7月，成立延安女子大學，還有魯迅師範、衛生學校、通訊學校、摩托學校、民族學院、日本工農學校、朝鮮軍政學校，等等，這些都是革命根據地前所未有的。

第三代革命知識分子還有一個特點是來源面廣。1941年5月出版的《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簡史》，對到抗大學習的知識分子有如下記述：學員“包括全國各省（除了青海和西藏）的人們，南洋、暹邏、越南一帶的華僑以及朝鮮等民族的青年，以職業說，有科學家、文學家、藝術家、新聞記者、教授、軍人、學生、商人、產業個人、手工業者、農民等；從家庭成分說，絕大部分是小資產階級出身，也有屬於其他階層的，甚至有一些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兒女；以年齡說，包括十三、四歲至四、五十歲；以政治立場說，包括各黨各派的分子；以文化程度說，包括文盲至外國留學生，其中還有全家來校，叔侄同學，母女同隊的佳話”　。另據一份對抗大學員7455人的統計，高中學生佔44．5％，大學專科以上學生佔15％，高小及其他佔6％　。李志民在其回憶錄《抗大抗大，越抗越大》中，對學員來源地作了如下補充：“還有來自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印度尼西亞、菲律賓、緬甸、越南等東南亞和南、北美洲的愛國華僑青年六十四人”　。抗日戰爭的最初幾年，由各地奔向延安和各敵後抗日根據地的知識分子達四、五萬人之多。

奔赴延安的第三代革命知識分子（2）

長期以來，我們的各種黨史書籍和諸多的有關論文，在談到一大批理論家和青年知識分子奔赴延安這一有重大意義的歷史事件時，往往只講歷史的一面，即理論家們如何聆聽領袖的教導和幫助，知識分子們投入“革命熔爐”如何進行思想改造，而不講或很少講歷史的另一面，即領袖在和理論家們互相切磋中吸取了什麼，得到什麼受益。大批知識青年的到來，給延安和抗日根據地帶來了什麼新的東西，對革命的發展起了什麼重要的作用。今天回過頭來審視這段歷史，我以為應該從以下四個方面重新認識：

其一，對革命根據地從封閉性到開放性的轉變，起了重要作用。十年內戰時期，各個根據地由於國民黨軍隊的圍剿與封鎖，幾乎處於與世隔絕的封閉狀態。到了抗日戰爭時期，國內外形勢有了很大變化，各種政治力量出於自身利益的需要，對外關係及形式都做了調整。此時的延安，處於一個相對開放的大環境中。中國共產黨對自己的方針政策也做了及時的調整，如與國民黨實行第二次國共合作共同抗日，停止實行土地革命，建設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權，在全國各地先後建立50多個辦事機構，直接與美國政府對話與聯絡，頻繁接待世界各國記者、作家、知名人士來延安訪問，等等。其中，國內外大批知識分子的到來，對實行這一轉變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他們不僅使根據地的人們瞭解了外部世界的許多新的情況，而且精神生活也對根據地的人們產生了不小的影響，這可以從若干外國來訪者寫的書中顯露端倪。

美國人哈里森？福爾曼著：《北行漫記—紅色中國報道》：

“我參加過一個由魯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