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劉少奇、周恩來，包括建國以後第一代領導班子中的重要成員，後來又成為率領中國實行“第二次解放”的核心人物鄧小平，都仍然屬於第一代革命知識分子。可以說，第一代革命知識分子創造了東方的世紀神話。

第一代革命知識分子產生於五四時代，在他們身上體現著那個時代的鮮明特點：反傳統。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共產主義者們和其他進步知識分子，高舉“科學”、“民主”的大旗，猛烈抨擊封建主義，批判一切舊傳統，為中國實現歷史性變革和革命大造了輿論。後來，毛澤東繼續和發揚了五四運動的反傳統精神，勇敢的和把馬克思主義神聖化、把蘇聯經驗絕對化的教條主義傾向作鬥爭，創造性的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形成具有中國特點的毛澤東思想體系。然而，這一代革命知識分子中的許多人，在反傳統的同時低估了傳統文化的深刻影響和作用。從理性上宣佈“與一切傳統觀念決裂”和事實上極難擺脫傳統文化的影響，這一矛盾始終困擾著這一代知識分子和後來黨的許多領袖人物。

傳統文化是國情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中華民族幾千年歷史形成的傳統思維方式、行為方式、價值觀念、理想追求、道德取向，不僅記載了有文字的歷史典籍上，而且廣泛的根植於民間日常生活、風俗習慣、人際關係、社會輿論中。它不僅對民族的歷史發展起著重要作用，而且對當代的人們，不管你是有文化還是沒文化，是信仰革命還是趨於保守，是領袖人物還是一般平民，都發生著重要影響。馬克思講得非常深刻：“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繼承下來的條件下創造。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魔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　。陳獨秀提倡科學與民主，是反對封建主義的勇敢鬥士，然而他本人卻也難於擺脫封建主義的某些影響，如大革命時期表現出嚴重的“家長制”作風。瞿秋白有著很高的馬克思主義素養，並且經受過對敵鬥爭和黨內鬥爭的嚴酷考驗，然而終生與“士大夫氣質”難捨難割。毛澤東也是如此，他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結合，在領導中國革命幾十年的征程中，表現出宏偉的氣魄，無畏的精神。而在他的思維方式、思想感情、政治主張、謀略策劃中，從積極和消極兩個方面明顯地打上了傳統文化的烙印。

我們作這樣的分析，不是想把偉人與凡人劃等號，（即使在本節中，我也對偉人的歷史作用進行了充分的闡述），也不是以“純而又純”來要求歷史人物，而是想說明，偉人與凡人同樣生活於現實的世俗社會，同樣難以擺脫世俗社會的影響，因此，他們既是偉大的人，又是世俗的人，從來也不是什麼“神”。奇怪的倒是時至今日，有些歷史學家總是要把領袖人物寫成“百分之百”的偉大正確，有些問題實在繞不過去，也要“為賢者諱”，儘量淡化處理。似乎只有製造一個完美無缺的神的形象，才能為萬世師表，這實在是形而上學作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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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武化的第二代革命知識分子（1）

1924年至1927年參加革命的知識分子，可以稱為第二代革命知識分子。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後，具有民主、愛國傳統的學生運動進一步蓬勃發展，一大批革命知識分子投入大革命的洪流中，包括外國辦的教會學校中的學生，革命熱情也日益高漲。美國著名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曾於1925年和1927年兩次來華訪問，1928年出版了《千千萬萬中國人——一九二七年中國中部的革命》一書，對當時學生參加革命活動的情況作了生動的記述：

記述之一：

教會學校的女學生們對作者說，“學校把我們培養成基督徒，我們現在仍認為耶穌的教義極為有益。但我們又認為耶穌生活的年代久遠，現代中國所需做的事情他無法一一加以指點，我們覺得自身行善是不夠的，因為這隻會使人屈服於橫暴行為。行善和屈服不能戰勝強暴，所以只有進行戰鬥。我們認為必須首先推翻舊的經濟制度，建立一個人人都行善的新社會”　。

記述之二：

一個叫小林的學生告訴作者，“近十年中，中國青年最需要了解的一是科學，二是良好的政體，三是革命理論”。“學生們現在明白了，講演與宣傳鼓動徒勞無益，他們必須學會作戰。有上千名學生南下進了黃埔軍校，……有許多學生參加了北伐，他們不僅加入了北伐軍，而且在部隊到來之前就在華中的工農中間進行宣傳鼓動。###中許多人為中國革命獻出了生命。林說，除了在前線犧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