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即“中國學術”，是有別於西方學術的中國特有之學術系統的簡稱。“國學”之名，始見於清末。

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此時毛澤東年方十四，還未走出韶山，劉師培、章太炎、鄧實等創辦了《國粹學報》，在其二十七期，鄧實發表了《國學精論》一文。1910年，章太炎先生的《國故論衡》刊印以後，一紙風行海內外，成為莘莘學子的必讀之書。所以，國學又被稱為“國故”、“國粹”、“國故學”，西方學者則稱之為“漢學”。

在如此濃厚的研究國學的氛圍中，毛澤東下定“略通國學大要”的決心是很自然的事了。

國學的分類，有人按清朝的四庫全書，分為四部，即“經、史、子、集”。

清朝的學者姚鼐的《古文辭類纂》則認為可以分三門：曰義理，曰詞章，曰考據。備受青少年時代的毛澤東崇拜的清代“中興之臣”曾國藩於此三門之外，又增加“經世”一門。

毛澤東很推崇曾國藩的四分法。1915年9月他在給好友蕭子升的信中說：

僕觀曾文正為學，四者為之科。曰義理，何一二書為主（謂《論語》、《近思錄》），何若干書輔之；曰考據亦然；曰詞章曰經濟亦然。

雖然青年毛澤東主張“略通國學大要”，但他對國學中所包含的糟粕是有著清醒認識，並深惡痛絕的。他在致黎錦熙的信中說：

吾國人積弊甚深，思想太舊，道德太壞……吾國思想與道德，可以偽而不真，虛而不實之兩言括之，五千年流傳到今，種根甚深，結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推陷廓清。

主張大力“推陷廓清”，這其實是當毛澤東成為一名*主義者之後，主張對包括國學在內的舊思想、舊文化，採取“取其精華，棄其糟粕”的“批判地繼承”的思想之端倪。

在經歷一番艱難的“上下求索”之後，毛澤東毅然決然地選擇了*主義，從此，他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犀利而深邃的目光，重新審視自己所熟悉的國學。

一方面，毛澤東主張要繼承以國學為核心的傳統文化。

1938年，在中國共產黨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在號召全黨學習*主義的同時，認為要學習中國的歷史遺產：

我們這個民族有數千年的歷史，有它的特點，有它的許多珍貴品。對於這些，我們還是小學生。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這對於指導當前的偉大運動，是有重要的幫助的。

另一方面，毛澤東反覆強調，必須以批判的態度對待傳統文化。

在著名政論文《新*主義論》中，毛澤東說：

中國的長期封建社會中，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性的精華，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但是決不能無批判地兼收幷蓄。必須將古代封建統治階級的一切腐朽的東西和古代優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帶有*性和革命性的東西區別開來。……我們必須尊重自己的歷史，決不能割斷歷史。但是這種尊重，是給歷史以一定的科學的地位，是尊重歷史的辯證法的發展，而不是頌古非今，不是讚揚任何封建的毒素。

“批判地繼承”是毛澤東對待以國學為核心的中華傳統文化的一以貫之的原則和態度。正因為持此態度，使他能夠古為今用，使古老的國學在他的“丹青妙手”上與時俱進，煥發出獨具中國特色的智慧光芒和勃勃生機。

第一章　毛澤東眼中的國學（3）

毛澤東治國學之法

毛澤東不僅重視國學的學習和研究，而且對如何事半功倍地提高學習國學的效率，也有著獨到的見解和獨特的方法。概括而言，有以下幾方面：

其一，首貴擇書

我國的經、史、子、集，浩如煙海，收入四庫全書的即達3460種，毛澤東在和蕭子升的書信探討中說：

四部之篇，上下半萬載之紀述，窮年竭智，莫殫幾何，不向若而嘆也！

一個人畢其一生，恐怕也不能盡讀四庫全書。目光如炬的毛澤東主張：

首貴擇書，其書必能孕群籍而抱萬有，幹振則枝披，將麾則卒舞。

毛澤東很推崇曾國藩的《經史百家雜鈔》中所選擇和確定的治國學的書目，認為該書“上自隆古，下迄清代，盡掄四部精英。”

1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