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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認為，以表象或思惟的形式把活動內化，只是追溯這些活動的程序或利用符號或記號（意象或語言）來想象這些活動就行，而不必改變或豐富活動本身，那就太簡單化了。實際上活動的內化就是概念化，也就是把活動的格局轉變為名副其實的概念，那怕是非常低階的概念也好（事實上我們只能稱這種概念為“前概念”）。那末，既然活動格局不是思惟的物件而是活動的內在結構，而概念則是在表象和語言中使用的，由此可以得出結論說，活動的內化以其在高階水平上的重新構成為先決條件，隨之而來的是一系列不能歸結為低階水平的中介結構的新特性的產生。這一點可由下述事實得到證明，即：在感知運動性智力或感知運動性活動的第一水平上獲得的東西，並不是一開始就能在思維水平上得到適當的表現的。例如，我和澤明斯卡對四歲到五歲兒童所做的研究表明，兒童完全熟習怎樣獨自沿著從家裡到學校或從學校到家裡的路走，但卻不能用實驗中代表已有名字的主要里程標誌（如建築物等等）的東西來描述這條道路。更有普遍意義的是，我和英海爾德對意象所做的實驗（見《兒童的意象》一書）說明，兒童如何死死地停留在與活動相當的概念水平上①，而不能不受拘束地表達自己的思想；這是有關轉移或甚至簡單位移的一個一目瞭然的事實。

①這是說兒童的概念此時還停留在不能離開活動的具體概念水平上，還沒有出現抽象概念。——譯註

感知運動性活動落後於內化了的或概念化了的活動的主要理由是，感知運動性活動，甚至在幾個活動格局之間建立了協調的水平上，仍然還是主客體之間的一連串中介物，其中每一個無論如何都還是實在的。誠然，在主客體之間已經有了分化，可是不論是客體還是主體，除了目前具有的特性以外，都還沒有想到具有其它的特性。另一方面，在概念化活動水平上，活動的主體（無論它是自我還是其他任何一個客體）都是被設想為具有持久特性（屬性或關係）的；活動所及的物件也同樣是如此；而活動本身則被概念化而成為可以用給定的或類似的（邏輯）項表徵出來的許多轉換中的一個特定轉換。這樣，透過思惟的中介作用，活動就被放在一個廣闊得多的時空範圍之中，並且作為主客體之間的一箇中介物而被提高到一個新的地位。隨著表象思惟向前進展的程度，思惟與其客體之間的時空兩方面的距離都相應地增加；換句話說，一系列各自發生在特定瞬間的實物活動可以用一些表象系統完滿地表徵出來，這些表象系統能以一個差不多是同時性的整體形式把現在、過去和將來的活動或事件，把空間距離遠的和近的活動或事件都在頭腦中顯現出來。

結果，在這個前運演的表象性認識時期，一開始就有相當大的進展，進展沿著兩個方向前進：（a）主體內部協調的方向，從而也就是產生未來的運演結構或邏輯數理結構的方向，（b）客體之間的外部協調方向，因此也就是形成廣義的因果關係的方向，這種關係包含了空間結構和運動結構的形成在內。首先，主體很快就變得能完成初步推理、把空間的圖形分類、建立對應關係等等。其次，兒童在早期就提出了“為什麼”的問題，這標誌著因果性解釋的開始。因此，在這裡我們看到了一套對感知運動時期而言是新的本質特點。我們不能僅僅用言語交往來說明這些特點，因為聾啞兒童，雖然由於缺乏適當的社會性刺激而與正常兒童相比是落後的，可是事實證明他們有同正常兒童相似的認知結構。所以在概念工具的加工製作過程中出現的這個基本轉折點，不能只歸因於語言，而應一般地歸因於符號功能，產生這種功能的根源則是在發展中的模仿行為——這是最接近於表象作用的感知運動形式的行為，但卻以動作的形式表現出來。換言之，從感知運動性行為過渡到概念化的活動不僅僅是由於社會生活，也是由於前語言智力的全面發展，同時也是由於模仿活動內化為表象作用的形式。沒有這些部分地來自內部的先決條件，語言的獲得、社會性的交往與相互作用，就都是不可能的了：因為不具備這個必要的條件。

但是，另一方面，也必須強調創新行為的發展形式具有一定的限度，因為從認識論觀點來看，它們的消極面從某些方面說也同它們的積極面一樣具有啟發意義。例如，兒童在下述兩件事情上的困難顯然會比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