廂房。他們一大家全擠在正房裡，我一人住廂房，炕上放著簇新的被子，爐子是現安的。

下雪了，旱了兩年，我到漳縣這晚，卻下了一夜雪。

我們順漳河而上，進白雪茫茫的山裡，找那群辦文學社的窮漢子們。這些生活在最底層，最赤貧的青年人，是怎樣生活的，想什麼幹什麼，為生存做怎樣的掙扎……我能幫他們傳遞出什麼樣的聲音，這些是我想採訪的。

沿漳河往山裡走，河上隔不多遠，就落有一座老式水磨房。白雪覆蓋的山上，看不見樹，偶爾能瞧見馬和牛，瘦瘦地站在雪地裡。走到中午，小韓指著一個雪山環繞的村莊說：到了！

五十多座土房子，蓋在向陽的坡地上。這裡閉塞得很，人沒錢訂報紙，又買不到書，寄一封信，得跑到三十里外的鄉上。村裡買了兩臺黑白電視，村長家一臺，會計家一臺。電視抬回來那天，全村的男女老少都湧去瞧新鮮，結果在院子裡等了兩晚上，電視機也沒調出影象，收不到訊號。

我們白天上山採訪，晚上下山。在雪地裡跑了一天後，腮幫子凍木了，兩隻腳也沒了知覺。

“上炕上炕！”一見我們回來，小韓的媽媽準這麼說，小韓的媳婦會拽來被子，揣上擱了糖的熱茶。很快，人就暖和過來了。

硬體齊備的大賓館也住過，很舒服，可缺少的正是這種人氣兒，這股子熱乎勁兒，更別說會有回家的感覺了。雖然天寒地凍，但有個好向導，有個溫暖的家，我的採訪很順利。

在鄉上一個不用的農機站裡，來了十幾個年輕人，他們從四周的村子趕過來，最遠的要在雪地裡走五個鐘頭，大雪天，好多人不穿棉襖。

他們辦了一份叫《金鐘》的文學刊物，自己把自己組織起來，一是學寫作學文化；二是為鄉親們辦夜校、辦醫療室。《金鐘》每期，他們要艱難地湊夠30　塊錢。幹這事，又花錢又耽誤幹農活，好多人都捱過家裡人的罵……

這會兒的金鐘，是災區，持續兩年的乾旱，不知讓多少西北人成了缺吃少穿的災民。在16　萬人口的漳縣，就有近5　萬人缺10　個月的口糧。文學社大部分社員家，一過春節，別說面，連土豆也吃不上了。飢餓離我們像傳說一樣遙遠；離他們，卻如影相隨。住北京的人，怎能想象出一群連土豆也吃不飽的人，還想著辦刊物，想著為鄉親們做好事呢？

分手時，他們搶著幫我拎東西，一直把我送到大路上，好長一截路，　一大群人走得沉默無語，地上的雪，被踩得“嗄吱嗄吱”地響。我走時，他們也沒太多的客氣話，只是站在路邊，望著。走老遠了，我回頭，看見一大幫人仍站在雪地裡。

往北京回時，才覺得兩隻腳丫又脹又癢，不知不覺中，我的腳上，已長滿了凍瘡。

自序3

這是我早年的採訪手札，那會兒，我曾去過呂梁山、沂蒙山、東北的深山老林，鑽過不少回山溝，採訪過許許多多活在社會底層的人。他們是社會的大多數，是一個記者應該去寫的人。直到有一天，有人對我說：“你呀，整個一個‘草根記者’。”

草根記者不好嗎？正是這些長在大山裡，活在社會底層的人，用他們的樸實和真誠，打動了我和我的讀者，也讓我找回了失落已久的心靈感動。

記得一位世界著名的攝影記者說過這樣的話：不是我的片子拍得比你好，而是我靠得比你近。

只有走近他們，聽到、看到、感受到，才可能真正瞭解，才可能心有所動，才可能生出情感，也才可能寫出感動讀者的文字來。

而那些真心的感動，可能正是人幸福的源頭。

在這本《幸福課》裡，我依舊張開自己心靈的觸角，在茫茫人海中，搜尋著那些讓我心動的人和事。他們是站在老街廢墟上哭泣的大作家；是身上雖落滿粉筆灰，卻遮不住人性光芒，讓學生熱淚盈眶的教書先生；是如同一棵被重重壓迫下的小樹，但掙扎著，頑強地按自己意願長大的“壞女孩”；是把攝影機藏在化肥袋子裡，夜裡偷偷進村，拍一部讓自己死去活來的紀錄片的攝影師……

他們在做不一樣的事，但有一點卻是不約而同的，那就是：他們都是內心鮮活的人，他們都是隨時聽候心靈呼喚的人，沒有被誰逼迫著，他們是按自己的心意活著，做著那些讓自己好，也讓別人好的事情。

他們給我上了一堂堂精彩的“幸福課”。

如果你想讓我告訴你，什麼是幸福？那我現在就可以肯定地回答：不能！

因為，只有你的心，才能告訴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