鈴木卓爾哄騙中方非止上述各例。前文已經敘述，9月18日鈴木與“宋子良”會談時，鈴木曾稱，將去澳門向今井武夫彙報，後來又稱，已於19日派秘書前往彙報。其實，今井武夫在當月14日已經離開澳門，並於16日到了南京。《今井武夫*》，第160頁。鈴木所云，完全是信口開河。應該指出的是，鈴木卓爾不僅哄騙了中方，而且在關鍵情節上對其上級也有隱瞞。如，6月澳門會談，中方提出“有汪無和平”，要求日方令汪出國或退隱。此事見於今井武夫記載，並非中方文獻的片面之詞。《今井武夫*》，第151頁。但是，鈴木在向其上級彙報時，卻改變為中方僅要求日方對汪作“適當處置”，並可由重慶派遣代表，與汪“協議合作問題”。特香港電第228號，又291號。參見《戰前世局之檢討》，第300－301頁。這就完全扭曲了中方的態度與立場。又如，9月初，“宋子良”已經將中國方面對張治平與汪方關係的懷疑，以及張不能回港繼續參加談判等情況告訴了他，這實際上是在通知鈴木，張治平已處於被審查中。但是，這一情況，鈴木卓爾始終未向其上級報告。參閱《井本日記》，轉引自《對中俄政略之策定》，第39－40頁。

（四）據《今井武夫*》記載：“桐工作”過程中，宋美齡曾於1940年3月5日到港，“從側面協助中國方面的代表”，“宋美齡抵港的訊息，經報紙作了報道，因此，我們相信了中國方面的言詞”。有些歷史學家據此懷疑宋美齡此行大有文章，其實，宋此次到港，完全是為了休養。1939年12月7日，蔣介石日記雲：“今日吾妻以療鼻疾割治，甚憂。”1940年2月12日日記雲：“送夫人到珊瑚壩機場，往香港休養。”可見，宋美齡此行與“桐工作”無涉。中方“代表”所云，與冒充“宋子良”一樣，同為對日方的哄騙。

【五】日方急於求和，軍統藉機玩弄日方

在全面審視日中兩方留下的資料後，現在可以作結論了：

（一）日軍攻佔武漢、廣州等中國廣大地區以後，兵力枯竭，財政困難，已達勢窮力蹙境地，急於與中國方面“停戰”，用戰爭以外的形式鞏固其侵華成果。日方上至天皇、內閣、軍部，下至板垣徵四郎等中國派遣軍官員，普遍重視“桐工作”，其原因在此。為了等待“桐工作”的成果，日方不惜推延汪偽政權的成立時間；在汪偽政權成立後，又不惜推延對其“外交承認”的時間，幻想出現“蔣汪合作”的局面。日方談判代表鈴木卓爾之所以不惜卑詞謙態，巧言相，乃是為了誘引蔣介石或重慶要人坐到談判桌前來。它既反映出鈴木個人的“要功心切”，更多反映的卻是日方“求和”的急迫性。

（二）日方所謂“桐工作”，就中國方面說來，不過是軍統在香港的幾個小特務對日方的玩弄，目的在於刺取情報。談判中出現的“宋子良”以及重慶行營參謀處副處長陳超霖、最高國防會議秘書主任章友三等人都是假貨，所出示的蔣介石“親筆”委任狀、備忘錄等檔案都是贗品，所轉達的蔣介石意見都是假“聖旨”。

（三）談判初起時，汪精衛正依靠日本的支援在南京籌組偽國民政府，因此蔣介石以“先行解決汪逆”為談判條件。其後，汪偽政府成立，蔣介石自感上當，認為日方求和乃是“欺誘”行為，主張嚴拒。但是，為了阻撓日本對汪偽政權的承認，中方並沒有馬上關閉談判之門。“桐工作”在1940年9月底結束後，重慶方面也還透過幾條線索，虛與委蛇地繼續維持著和日方的秘密關係。

戰爭中，既有戰場上的“角力”，也有談判桌上的“鬥智”。鈴木卓爾、今井武夫與“宋子良”、張治平之間的談判是一種“鬥智”行為，不能要求雙方“忠誠老實”，他們在談判中說假話，提供假材料、假情況是必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歷史學家的任務就在於謹慎地辨別真假，而不能以假作真，視為信史。遺憾的是，已經出現過這樣的情況，而且似乎還不是個別的。

附記

本文寫作，承臧運祜副教授代為收集、影印日本防衛研究所收藏資料，承臺北王正華教授代為校核部分資料，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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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機搶運洋狗”事件與打倒孔祥熙運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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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搶救“要員”的飛機上走下來幾條“洋狗”

1941年12月7日，日軍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同日，日軍向香港發動閃電式的進攻，形勢危急。當時，香港是英國殖民地，不少民國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