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盧永祥派往鎮守仙霞關的炮兵團長就投降了福建的孫傳芳。於是，孫傳芳的部隊順利透過仙霞關，直逼杭州城。腹背受敵的盧永祥，寡不敵眾，只好通電下野，出走日本。王亞樵的別動隊也只好作罷，其本人返回上海重新當他的“斧頭黨”黨魁。

燃燒在戴笠心裡的那團火終於熄滅了，當他無奈地與王亞樵分手時絕沒有想到，許多年以後眼前這位曾給他過好些啟迪而又令他敬佩的男人，成了他苦苦追殺的物件。

這時，剛好是一九二四年十月。

兩年後，戴笠也考進了黃埔軍校。不久，他戴春風的名字改為戴笠。

當戴笠被蔣介石逐步器重時，王亞樵與蔣介石卻鬧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八日，就在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沒有幾天，他親率國民政府的軍政大員在南京省立體育場舉行“奠都”典禮，與會的有各界知名人士和市民二十多萬人。王亞樵由粵系頭面人物孫中山之子孫科推薦，以勞工總會代表的身份在大會上發表祝詞。雖然，在這之前蔣介石已內定王亞樵出任津浦鐵路護路司令，但由於王亞樵對蔣介石發動的“四？一二”大屠殺非常不滿，就在大會上冒言直諫南京政府應以國家民族為重，勿忘總理遺願，停止屠殺，保證人權。王亞樵的演說極富感染力，使在場的聞者無不悚然深醒。王亞樵此舉無疑把蔣介石推到了極其難堪的地步，也使自己的安危受到了嚴重的威脅。會後，國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長兼首都衛戍司令陳銘樞對王亞樵說：“你怎能與蔣介石唱對臺戲，這可是犯了大忌，他必疑你親共，不會放過你。”果然，蔣介石對王亞樵十分惱火，就在“奠都”典禮的第二天就下指令逮捕王亞樵。好在王亞樵已有所準備，經過一陣拼殺後逃離了在南京的臨時住所。幾天後，被人秘密送往上海。至此，王亞樵完全失去了對蔣介石的信任，開始了一系列反蔣介石的暗殺活動，而且無論對方是何種派系只要是反蔣介石的，他就與其合作。

於是，當“西南派”領袖胡漢民被蔣介石軟禁在南京湯山後，王亞樵受命於“西南派”的要求，在廬山組織手下人員準備行刺蔣介石。後由於殺手在山道上忽遇蔣介石，造成心裡緊張，結果因子彈射偏而行動失敗。過後，王亞樵在南京一次蔣介石的演講會上，親率殺手欲致蔣介石於死地。後又因王亞樵的妻子臨場過度緊張，在動手刺殺前發錯了訊號又使刺殺蔣介石未能成功。兩次失手後，王亞樵又受“西南派”的“倒蔣必先除宋，亂其經濟組織”方針的影響，在上海火車北站組織了對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宋子文的暗殺行動，結果誤把宋子文的秘書當成了宋本人，宋子文終於逃過一劫。連續的刺蔣和刺宋事件的發生，極大地震動了蔣介石集團。但由於這連續的刺殺當就在南京國民政府組織力量進行偵破時，王亞樵又透過朝鮮志士安昌浩等人，用特製的定時炸彈在上海虹口公園日本軍隊慶祝日本天皇誕辰的活動會上製造了爆炸，炸死了日本軍界、政界和商界的要人有十三人之多。其中被當場炸死的白川大將，是整個抗戰期間死在中國的最高長官。此次爆炸猶如一場地震，撼動了日本朝野，並引起了世界輿論的強烈關注，也使蔣介石為之震動和關切。蔣介石覺得策劃和實施此案的人決非一般，如果此人能為自己所用，中國還有什麼政敵不能清除呢？

為此，蔣介石要剛擔任復興社特務處長不久的戴笠，迅速查明這起爆炸案的幕後者是誰。戴笠經過調查，確認該案系王亞樵所為，當即向蔣介石作了如實彙報。蔣介石知情後，要戴笠對王亞樵進行收買。可是當戴笠派人拿著鉅款在上海找到王亞樵後，遭到了王亞樵的拒絕。蔣介石見用錢收買不成，又令胡宗南寫信給王亞樵，提出由胡宗南和王亞樵一道組建安徽省政府。此舉仍被王亞樵拒絕。在兩招不靈後，蔣介石就派與王亞樵一道參加辛亥革命的老鄉，時任淞滬警備司令的楊虎登門拜見王亞樵，答應只要王歸順蔣介石即可得到陸軍中將的實職。結果，楊虎被王亞樵笑罵而回。也就在這時，國際聯盟根據國民黨政府的一再要求，派以李頓為首的代表團到中國調查日本侵佔東北三省後的情況。調查中，李頓發表了偏袒日本的談話，激起了國人的強烈不滿，也激起了王亞樵的憤怒。由此，他派出二十多名殺手潛伏在李頓下榻的酒店周圍準備行刺。正在下手的關鍵時刻，王亞樵被人勸說後，覺得此案發生後易引起國際糾紛，而且於國家和民族不利，於是下令放棄了此次行動。可出乎意料的是，王亞樵手下的幾個殺手在撤回到南京路時，持槍搶劫了一家錢莊，結果被隨後趕到的大批軍警抓獲。不久，他們為了活